【北京故事】故宫会说话的藏传佛教文物（4）

“15世纪后：西藏的文明就进入了汉文化的发展轨道”　　

故宫博物院是我国收藏藏传佛教文物最多的机构。“我们藏有宗教文物4.2万件，其中80%是藏传佛教的文物，大约15%是道教的，还有别的宗教的。藏传佛教的文物最多，有2.3万尊佛造像，还有前面提到的1970幅唐卡。”单霁翔如数家珍：“这些都为故宫成为一个藏学研究权威机构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单霁翔特别提到，“故宫在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方面已经发挥出了很大作用，包括填补了一些研究领域的空白，比如对四川西部甘孜地区摩崖石刻的调查与发现。现在，我们正在筹备《笈多艺术与中国：从法显、玄奘到义净（400～700年）》展览，这是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呼应。”

宝华殿以北，是2012年修复的中正殿大殿与香云亭一组建筑。“中正殿”是清廷专门管理宫中藏传佛教的机构“中正殿念经处”所在地，负责办造皇宫的佛像、供器、法器，而实际承担主要制作工作的是养心殿造办处。“中正殿念经处”有画佛喇嘛负责画佛像、塑铜佛蜡样，与造办处工匠及如意馆画师们共同协作完成，而较为重要的佛像制造，是要由皇帝钦定、验收的。

这处紫禁城内重要的藏传佛教建筑1923年遭遇大劫。是年，中正殿北侧的建福宫花园被焚，火势向南，中正殿大殿、香云亭等被毁，宝华殿部分被焚。

“据说是溥仪的太监在这里行窃后，为销赃灭迹放了一把火。”罗文华说道，“非常可惜，一些珍贵的文物被毁掉了，其中包括西藏地图、乾隆皇帝为了仿造西藏寺庙绘制的建筑图，以及藏于此处的达赖和班禅等给皇帝上的奏书等。”

“这一件，是那个地方火灾后仅存的佛造像，手上还有被火烧的痕迹。”步入修复后的中正殿大殿，单霁翔指着一尊释迦牟尼像对瞭望记者说。

这尊佛像极其精美，来自喀尔喀蒙古，由尼泊尔工匠在遥远的漠北高原铸造。释迦牟尼佛右手施苦行印，左手持袈裟一角，面相年轻俊美，鼻梁修直，身躯健壮，观者几乎能感受到其肌肤的温度和青春的气息，透过一层薄薄的袈裟传递而出。

修复后的中正殿部分现在是故宫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使用，其中大殿、东配殿和后殿分别作为佛教、祭法器和唐卡的展厅。目前，这里作为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的陈列室对业内研究人员预约开放。

“中正殿复建竣工，是故宫博物院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又一个重要成果。”单霁翔说，“故宫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复建工程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批准。我们严格遵循‘维持现状、恢复原状’原则，以现存遗址为基础，结合史料、近代遗存照片及资料，参照故宫内相似对应的建筑物进行设计施工。”

故宫如今每天都吸引众多海内外参观者林慧/摄

罗文华对瞭望记者说，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1989年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到故宫博物院工作，第一次进入中正殿的庭院，内心就受到“强烈触动”。“草有一人高，有时得拿着镰刀进去。”他说，“那时，整个佛堂区域处于原始的弃置状态，研究工作就更谈不上了。每年夏天，故宫的工作人员就到这里割草，摞成一堆一堆的再运走。”　　

如今的“中正殿”，场光地净，文物得到严格且专业的保护。同时，故宫博物院对藏传佛教的研究日益精进，国际学术交流不断，收获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故宫博物院陆续举办了《清宫藏传佛教艺术展》《故宫藏传佛教文物特展》，与西藏文管会合办了《西藏文物精粹展》，在澳门举办了《妙谛心传——故宫藏传佛教艺术展》，并在伦敦举办的《盛世华章——康雍乾三代艺术展》中，专辟藏传佛教展区；

故宫博物院出版了《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图像与风格：清宫藏传佛教造像》《藏传佛教唐卡》等专著，梳理了紫禁城内佛堂的分布、建筑构造特点，建筑与佛教文物的关系，对佛像、唐卡、佛经等进行专项文物研究，并有计划地整理重印了满文《大藏经》，参与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西藏重点文化遗产的修复保护工程，对四川甘孜地区藏传佛教艺术和民族关系进行了长期考察和研究。

从景山眺望故宫博物院一角王争/摄

“西方对西藏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尤其是在喜马拉雅地区的研究方面。”罗文华说，“但是，国际上早期研究西藏的学者都是印度学和中亚学的学者，他们闯入西藏后，发现这里保存了如此丰富的原始资料，十分惊叹。也因此，藏学被他们一会儿归入南亚研究，一会儿归入中亚研究，在国外一些博物馆的分类上也是这样。”

“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在15世纪以后，西藏的文明就进入了汉文化的发展轨道。”罗文华做出强调：“今天我们看到的藏传佛教的面貌，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在15世纪后受汉文化强烈影响出现的新面貌。”

从乾隆二十二年至四十七年间，清宫先后修建和装修的六品佛楼有八座之多，它们均是由乾隆皇帝在三世章嘉的指导下，依照藏传佛教的修行次第和神系供奉仪轨造办，内部陈设是对密教四部神系完整化和系统化的建构，是最为丰富、最为庞大的藏传佛教图像学和神系研究的宝库。

这八座佛楼，一座在北京圆明园的长春园，叫梵香楼，被英法联军烧毁；三座在承德避暑山庄，其中的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西群楼、须弥福寿之庙妙高庄严西群楼，楼还在，但里面陈设的东西全没了，还有一座叫众香楼，已经被毁，只剩下遗址。紫禁城内有四座，其中的慧曜楼、淡远楼，毁于1923年的那场大火，现在留下的宝相楼、梵华楼两座中，宝相楼内的部分陈设在抗日战争时期随故宫文物南迁，目前分散在南京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只有梵华楼完整地保持了内部陈列。

梵华楼建筑外景赵山/摄

记者随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文明来到梵华楼，看到这个建筑共有七间，包括楼上楼下两部分，一层明间供明代铜鎏金释迦牟尼旃檀立身佛像，二层明间供奉木胎金漆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建者宗喀巴像。一层二层左右两边各三间，称为六品间，一层每间分别供奉佛塔一座，都是乾隆亲自主持设计的，其中一座汉式建筑风格的佛塔，在四方形二重檐和八角形二重檐之上，立于一圆形三重檐建筑形象，如同天坛祈年殿，将汉藏文化融为一体。

梵华楼的二层，有一幅讲述宗喀巴大师生平的唐卡，其中出现了几位身着明代官服的汉人形象。文明讲解道：“这是明永乐皇帝派去的官员。明朝先后两次派员请宗喀巴大师，大师均无法前往，后派遣他的大弟子释迦也失，前后两次前往南京和北京朝觐。宣德时，释迦也失被赐封大慈法王，收到丰厚的赏赐，其中包括大量的宫廷佛教造像、唐卡、佛经和仪仗等物。正是这些宫廷的赏赐品，深刻地影响了西藏艺术的发展。”

他指着墙上的一幅唐卡说，“你们看，这幅唐卡是青绿山水的风格，而青绿山水正是汉地绘画艺术的一大特色。汉地文化对西藏本土佛教艺术产生的影响，在清宫唐卡中也能看到。”

“我们有责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以新的思想、从新的角度，掌握学术资源，占领学术制高点，利用我们自己的研究优势，争取学术话语权。”罗文华告诉记者，他们的研究正是从北京的故宫开始的，沿着汉藏接合部，一直到西藏腹地，从而开拓出了一片新的学术研究天地。

罗文华认为，故宫博物院的藏传佛教研究确实具有十分独特的优势。“印度的佛教衰落是从其西北部开始，一直蔓延到孟加拉，这个过程超过三百年。”

他说，“在这三百年中间，印度佛教的经书、佛像、优秀僧人，都到哪儿去了？一部分到了其他国家，而相当一部分是到了我国的西藏。现在故宫保存的铜佛像从7～20世纪初成为一个完整的系列，产地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中国西藏和蒙古高原等广阔地区；唐卡和法器具有宫廷和西藏特色，系统完整，特色明显；满、蒙、汉、藏等藏文大藏经的编纂、部分佛经的翻译和整理等，都是国内外独特而重要的研究资料。”

慈宁宫花园咸若馆布展现场文明/摄

8月5日，故宫博物院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签署一份很有意义的合作框架协议，内容是双方在博物馆建设、藏品研究与出版、文物展览、文物保护修复、对外宣传和文化产品研发等方面将展开交流与合作，包括共同对西藏全境分区逐步开展考古调查。

今年4月至8月间，瞭望记者数次到故宫博物院，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看到慈宁宫花园刚刚完成了建筑修护。单霁翔领着记者来到这里。走进园中主体建筑咸若馆，故宫的专家们正在有序地进行着原状陈设。这是清代太后、太妃礼佛之所，是故宫博物院即将向观众开放的那处佛堂。

“近些年，故宫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单霁翔说，“我们要把故宫博物院建设成为我国的一个藏学研究中心，与国内外同行深入交流、广泛合作，深度挖掘故宫的档案文献、文物资源，多出成果。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完成。这也是故宫的一个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