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解基层干部的考核烦恼：“考核不是为了秋后算账”

基层干部肩上的考核担子有多重

主持人：当前对基层干部的考核，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各位怎么看这些变化?基层干部的考核压力到底有多大?

伍晓阳(新华社云南分社副总编辑)：从云南的情况看，省一级政府近几年一直在精简规范政绩考评项目，对基层的考核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不小调整。

精简规范之后，云南基层的检查考核项目一般在20项左右，具体到各地略有差别。总体上看，考核导向已经告别“唯GDP论”，不仅有经济发展方面的考核项目，还有民生、生态、党风廉政等，而且权重相对比较平衡。

孙晓莉(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刚才伍晓阳提到了告别“唯GDP论”，这个趋势确实很明显。就拿扶贫工作考核来说，不少地方的新考核办法都告别了“以GDP论英雄”的思维，由主要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向主要考核扶贫工作成效转变，将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和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作为主要指标。另外，还有的地方制定了返贫率“红线”，将考核指标设定得更为合理。

另外，考核形式也在不断创新。这都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公众需求的。

伍晓阳：考核形式确实有变化。云南这边，现在县一级的考核，都是由县里组成若干个集中检查考核组，用几天或一两周的时间，分别对县级部门和乡镇进行统一检查考核。这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乡镇也不用耗费大量时间来对接。

周勉(新华社湖南分社农村部副主任)：我倒是没有这么乐观。通过最近的走访，总体感觉是，基层干部考核压力仍然很大。湖南南县的一位同志给我列了一份乡、村两级的考核清单，里面有4项“一票否决”的考核，包括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安全生产等;“量化考核”13项，包括为民办实事、新农村建设、村村通广播、粮食生产、社会保障等;“定性考核”29项，包括班子建设、防汛抗旱抗灾、水上交通安全、动物防疫、校车安全、社会救助、禁毒等;“市县自选动作”9项，包括招商引资、两型社会建设、“三访三化”、政务公开等。

伍晓阳：确实还有些地方考核项目依然不少。我的意思是考核更加精简规范了，但并不代表基层干部没有考核压力，只要有考核，就有压力，而且我认为有压力也是应该的。现在精简规范后，项目虽然少了，但更能考核出真实的工作水平和状态，想糊弄没那么容易。这种转变是大多数人乐于看到的。

王军伟(新华社广西分社副总编辑)：刚才伍晓阳提到的考核形式的变化，涉及集中考核的问题。其实我对一些地方集中考核的方式方法不太赞同。据我了解，不少基层干部都感觉年底的集中考核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特别是岁末年初各种事务性工作和为民服务事项本来就多，准备各种考核的汇报材料，占据了他们大量的时间。

韩振(新华社重庆分社记者)：的确有这方面的问题。之前接触一位街道工作人员，他说每年年底为了应付考核，整天都在写各种材料，几乎天天加班。单位的打印机每到年底都会因超负荷运转而故障不断。

基层考核如何才能避免偏差

主持人：其实考核压力大不大还与考核的科学性有关。一些基层干部跟我说，他们觉得有些考核的主观性太强，指标设置不科学，在这种情况下，考核很容易出现偏差。大家怎么看?

伍晓阳：说到底，考核都是人来执行的，整个过程中很多环节难免受到主观因素影响，这样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偏差，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关键是这种偏差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涉不涉及主观故意。弄虚作假是绝对不允许的，必须依规严惩。

周勉：我赞同这种说法。而且基层干部很多时候确实有难处。比如粮食生产，对一些产粮大县，一般要求双季稻面积必须稳定在一定水平。有县长就说了，这不是他努力就能做到的，有时粮食行情不好，农民不种，他能怎么办?但是没办法，为了考核，一到春耕、双抢时节，有时田里的干部比农民还多。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没办法，要么天天去跟农民“磨”，要么去帮着种地。

孙晓莉：其实说到底，考核是一种推动工作的方式，是鞭策干部的一种方法。任何方式方法都是为目的服务的。只有将其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考核才有价值和意义。如果徒有考核的形式，偏离了推动工作、产生实效，并最终惠及百姓的目的，是要出问题的。

周勉：这当然很重要，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与基层考核相关的问题值得重视，那就是一些地方的“责权不对等”。一些基层干部反映，他们在日常工作中经常有一种“责任无限大、权力无限小”的感受。缺乏办好事的条件，往往也导致他们感觉被考核压得抬不起头来。

王军伟：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有权必有责，加强绩效考核的同时，也一定要做好对权力的监督工作。通过违纪违规获取成绩，这是绝不允许的。

我还想补充的是，现在一些地方把考核数据化、精细化简单等同于科学化，也值得警惕。比如精准扶贫首先要把贫困户找出来，甚至把一家一户的收入情况数据化，在广西的一些地方，这些情况要靠基层干部徒步到大山深处挨家挨户核实。完成这项工作靠什么?靠的就是干部的责任心。考核不能仅仅看数据，还要把数据采集核实过程中的艰辛程度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