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中国经济的冰与火之歌（3）

宏观调控：需求提振与供给改革

虽然经济学学术层面对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长期作用充满争议，但现实中，宏观调控始终是影响经济周期和资源配置的重要力量。我们认为，对于处于“减速增质”关键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而言，宏观调控的意义更为举足轻重：一方面，如果缺乏宏观调控对增长底线、金融底线的维系，中国经济可能在非理性市场行为的作用下，由“减速”变为“失速”，甚至陷入不必要的危机之中；另一方面，如果缺乏宏观调控对经济转型的支持，不断固化的利益藩篱将成为改革深化的体制桎梏，市场力量可以自发优化改革的效果，但改革的启动更需要顶层设计上“壮士断腕”式的果敢推进。

2016年，乃至整个十三五时期，中国宏观调控整体可以归纳为“三个五”：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工作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这些政策的具体思路，在《十三五规划建议》和《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中都有明确阐述，无须赘述。我们认为，2016年以及十三五时期，中国宏观调控将呈现出五大特点：

第一，更注重内外均衡。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四大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当前，中国经济在内外均衡两个维度都面临巨大挑战，由于内外失衡往往会相互作用、彼此强化，因此，宏观调控需要整体加力、集中发力。我们认为，2016年，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三期叠加”带来的增长失速风险，在市场经济信心不足和国际看空情绪高涨的背景下，宏观调控短期内将加大稳增长力度，财政赤字率将扩大，在减税同时，支出将主要反映在基建投资增长上，PPP项目将是发力重点；稳健货币政策实质上更偏向“适度宽松”，并以非QE式宽松为主要方式，2016年基准利率可能有1到2次调降，存款准备金率调降空间较大，利率走廊将加速建设，以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2016年，外部失衡主要表现为资本流出和出口减速压力渐增，为应对外部失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预期管理将双向推进，一方面，进一步松绑人民币和美元的内在关联，避免有效汇率过度被动升值；另一方面，继续通过疏堵并举的手段管理汇率预期，尊重市场，但保有底线思维，引导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以渐进贬值的方式靠近均衡水平。

第二，更注重政策搭配。内外均衡之间，往往存在“米德冲突”，因此，政策搭配势必将明显加强，体现为：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的搭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需求侧刺激性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政策的搭配，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搭配等。我们认为，“十三五”在2016年能否取得成功开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否得到适宜货币环境的有效配合；财政赤字率的稳步提高能否得到地方政府融资模式改变的有效支撑；经济调结构能否得到金融机构信贷政策转变的有效激励；产能过剩的化解能否得到“走出去”政策的有效帮助；PPP项目的广泛开展能否得到价格机制改革的有效激活；企业成本的降低能否得到财税和金融政策的有效支持；化解房地产库存能否得到户籍改革的有效辅助；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能否得到社保改革的有效帮扶；以及，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能否得到金融监管改革的有效加固。

第三，更注重双侧发力。关于是“需求创造供给”，还是“供给创造需求”，经济学一直存在争议，但从现实来看，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总量上和结构上的匹配是经济稳健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宏观调控的重心正从需求侧转移至供给侧，原因在于：一是总需求周期性下降，对供给结构矛盾的包容性也随之降低；二是通过刺激总需求来直接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递减，通过优化总供给来激活经济增长潜力更为重要；三是改革进入深水期，发展瓶颈不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在于有效供给有限。我们认为，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结构性减税结合全面减税；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税费成本、财务成本、用电成本和物流成本；通过加快农民工城市化等方式化解房地产库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来帮助企业实现技术升级等。我们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中国人口红利的下降是个长期趋势，二孩政策会部分冲抵人口结构变化的增长拖累，但短期内难以改变大势，因此，通过简政放权、创新创业、企业减负、技术改造、金融活化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经济维系长期潜在增长处于中高速水平的关键。

第四，更注重微观基础。从学术领域来看，宏观经济学近几十年来一直在着力强化微观基础；从现实经验来看，没有活跃的企业和健康的家庭，就没有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我们一直强调，中国经济的未来在于真正的、有特色的中产阶层崛起，而中国宏观调控也正在将关注点从宏观层面下沉到微观层面。一是在政绩观引导上，更加强调就业和民生，着力淡化GDP总量目标；二是在改革深化过程中，更加强调对中小企业和关联职工的保护；三是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更加强调“投资于人”，着力于提高人口数量和质量；四是在金融监管改革过程中，更加强调消费者保护和投资者保护；五是社会政策制定中，更加强调托底效应，着力保障并改善民生福利。

第五，更注重内生发展。本轮危机最早爆发于美国，美国经济却最早走出阴霾并实现强劲复苏，事实表明，内生发展是经济“韧性”的保障。我们认为，内生发展包含三层内涵：一是内需驱动，需求层面消费是增长主引擎，供给层面第三产业是支柱产业；二是绿色发展，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之间激励相容，发展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三是金融深化，不存在金融过于脆弱或游离于实体之外的金融抑制现象，金融能够有效发挥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利益协调的引领作用。2016年，以及十三五期间，中国宏观调控将以培育内生发展模式为主要任务，冲刺“全面小康”的过程就是“补短板”的过程，中国的资源环境政策将更趋严苛，创新型经济体和消费型经济体的建设将有力提速，金融行业外延扩展、内涵扩大的“金融+”将成为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