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兴衰：战略抉择决定政治结局

自工业革命以来，危机与现代社会如影随形。上个世纪70年代，东西方阵营曾同时陷于危机之中。但是，面对危机，中、美、苏三个大国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下不同的战略抉择，造就了完全不同的政治结局。深入研究三个大国的变局之道，无疑会给我们很多关于人类制度变迁规律的新启示，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三个大国不同命运的内在奥秘。

 一、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制度选择

技术革命以及工业革命，把人类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带入现代工业社会，并进入今天的信息化社会。工业革命之后所产生的资本统治，一方面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但与此同时则是人类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社会挑战，即社会分层和社会分裂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也正是在这种危机政治之中，才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这样，解决现代社会危机的制度方案便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前者是工业革命的自然产物，而后者则是对前者的一种制度革命，也可以说是一种代表大众权利的更先进的政治制度，具有道德上的正义性和优势。

就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言，作为启蒙运动和技术革命“解放”的政治，其内在解放的张力不断地放大，即资本权力会无限制地攫取利益，资本收益远远高于劳动收益，这样必然会加剧资本权力与大众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不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其社会矛盾也是内在的结构性的，难以消弭。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在过去200年内，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冲突性关系之中，甚至紧张到连续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是资本权力的必然逻辑，即当一个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化之后，必然追求世界的资本主义化即我们常说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当赤裸裸的硬权力即资本权力所构成的世界体系被解构之后，资本权力便改变着方式，试图以意识形态权力的方式改变全世界。这就是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资本权力从支配国内政治到试图主宰全世界的进程，而对世界的支配权在某种程度上转移或者说减轻了国内危机，但结构性危机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明白了世界政治的演变，就能理解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所说的“反向运动”，既是对国内资本权力泛滥的一种解放，也是对世界性资本权力的一种反抗，是世界体系的“外围”对“中心”的抗争。这就是二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的基本背景，也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原因。但是，这些“反向运动”所解决的都是规范性的大众权力问题，如何找到大众实施其权力的程序依然是探索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结构性问题还是我们常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即落后的经济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政治解决了真正意义的“人民主权”即多数人当家作主，但却遭遇了难以回避的矛盾即“短缺经济”和如何实现大众有序政治参与的问题。因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必然会面对一系列矛盾，甚至会出现治理危机。

但是，应该看到，就历史逻辑和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而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危机来自资本权力导致的不平等，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问题来自不发达的生产力和不完善的制度程序。无论如何，所有的问题乃至危机都是政治性的，即与政治权力的结构有关。但是，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下的战略抉择造就了不同国家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