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广：2023年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拐点（6）

第二个就是竞争力低下，产业不能升级，产业长期处在中低端。我刚才给大家讲了，我们面临着“前堵后追”。通过降价销售，虽然销售额增长很多，但是效益都上不去。产量增长很多，利润增长速度可能只有销售额增长速度的一半，就是一个销售额的增长，换来是0.5的效益增长，那这个企业不就是越来越不行嘛。所以必须提高它的附加值，提高质量效益，不光能好卖，而且要卖得值。那这个就要靠你的技术，靠你的服务，靠你的品牌来实现。

产业竞争力这个事情，我想多讲几句就是，我们现在在搞“两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是你们看一看，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有人说已经是中高等的样子了，因为2014年超过了7000美金，2015年、2016年可能要到8000美金，按照绝对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跨过15000，我们就算是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你们看看我们中国的企业，过去十年的高增长，我们有没有产生出一批世界性企业、跨国公司出来？按我的观察，没有，或者是极少数。

2006年我对500强企业做了一个分析。我把这些数据都记下来。当时中国的500强企业是23家，日本是67家，韩国是14家，台湾是6家，泰国是1家。就是说你一个国家有没有竞争力，你只要看看500强。当然，500强也很蒙人，因为2006年我们有23家，今天已经有100家，占全球20%。我们GDP占全球12%到13%，那时候只有6%，现在已经扩大了一倍，远远超过日本，日本大概只有8%到9%，过两年我们就是日本的一倍。2015年我们超过10万亿美金，日本是不到6.5万亿，美国是16万亿多。日本最高峰的时候是80年代中期，世界500强有100家，GDP占全球的19.3%，这个数据是对应的，你的500强的比重，一定要超过GDP在全球的比重。这是第一个指标。

第二个指标，这里面有大量的有竞争性的国际性企业，更多的是制造业技术性的公司，像服务的、金融的必须是现代服务业，500强的构成里面大部分是这样的，那你就有竞争力。但是很遗憾，2006年我们的数据是，在我们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23家企业里，只有两家制造业，还都是在世界上排不上号的，比如宝钢和一汽，还是达不到世界水平。现在100家里，制造业也很少，主要是金融、石油公司、电力公司、电信公司、几大银行，还有几大贸易公司，甚至现在加上建筑公司。我们建筑业搞得好，因为我们的房地产发达，没有一家像三星那样的世界性的制造业，这就是问题了。你靠什么赚钱？不是房地产把房价抬上去卖高价，然后年轻人购买、掏钱，你就赚钱。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国际竞争力，把全球其他国家的钱赚了。人均收入中等到中等偏上主要靠产业竞争力来实现。过去我们是拼资源，从改革开放初的120美金到2008年超过3000美金，今天是7000美金，我们可以通过利用劳动力资源的优势、粗放的发展方式来实现。但是到了这个阶段，你要靠的是产业附加、靠利润率、靠效率才能实现。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收入差距。现在我们的收入差距偏大，不能说是两极分化，而是我们的收入差距偏大，而且这个“偏大”很大部分是包含了不公的因素。就是挣钱、发财的这些人，中产阶级不太服。如果服了，问题也不太大，不太服这就有问题了。这样的情况就很像拉美的国家、东南亚的国家。东南亚的国家也是这两个问题：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超过0.5。比如泰国，基尼系数就超过0.5，富的人太富，穷的人太穷，大多数都是穷人，没有中产阶级。然后大家不服气，对富的不服，认为是权力腐败，靠各种权力交换来的，不是靠劳动、靠创新来的。我看美国没有人对比尔·盖茨、乔布斯有意见，他们很富。但是在中国，对这些富人确实意见很大，对一些官员的意见也很大。所以这不是光基尼系数就绝对能说明的事情，它是两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双重的压力。

发展怎么受影响？收入大量地倾向于资本，倾向于富人，倾向于有权的人，但他们的消费倾向是下降的、有限的。因为从个人来讲，从家庭来讲，消费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在财富暴涨的情况下，消费是有限的，它的基尼系数会下降，也就是说它有很多的剩余——剩余的资金、剩余的资本、剩余的财富。但是另一边，大多数人收入水平不高，虽然消费倾向很高，但是钱不够。所以就会导致储蓄率高得畸形。然后就会总想投资。为什么投资？因为消费不足，或者是投资太多，影响了消费。那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一个死结。所以拉美国家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收入差距过大，导致中间断层，消费增长受到很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影响就是社会的影响，社会不稳定，仇富仇官。一点小事就被放大，实际上很小的事情，但是他心里有气，觉得收入不公，机会是不均等的，在分配上存在各种权力交易，就不服你。很多房地产商发财，人家都不服，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付很大的社会成本，也就是维稳成本会很高。我讲的这三条都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可以说，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就会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他的问题都是附带的。

下面我还要讲两大危机。中国的危机是什么？我概括的就是生态环境危机、城市病蔓延的危机。城市病是很严重的问题。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课间拍了几张照片，那天的天空是我见过的极少数几个特别棒的天，蓝天白云，特别漂亮。我们希望天天是这样，实际上大部分都不是这样。

环境污染问题是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曾经，我的孩子问我说，老爸，大家都觉得这个雾霾很严重，天气这么糟糕，什么时候中国没有雾霾了。我当时给他一个回答，我说要二三十年吧。他听到以后，对这个答案不太满意，觉得怎么还要这么长时间。我听到这个以后，心里酸酸的。他18年前出生在北京，生下来就在雾霾中成长，到了18岁，雾霾变得非常严重了，我告诉他还有二三十年才能解决。也就说他可能要到四十岁、五十岁的时候，才真正能见到希望中的那种好的生态环境。他觉得悲哀，我也觉得悲哀。

有一次，美国驻华使馆经济处交流的工作人员问我中国的政策，他说环境问题这么严重，中国政府方面是真的干还是假的干？我告诉他是真的干。因为我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过去是被动，现在是主动的。从老百姓不答应到领导真的想干，已经是一种自觉地想改善环境的反应，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个问题迟早能解决，给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肯定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要通过新常态的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政策，特别是产业升级的长期措施来解决。

但是对于“城市病”，现在关键是认识不到位，没有人去好好分析它的原因。都认为是城市市中心人口太多、城市密度大，才导致交通拥堵，这完全是不对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西方发达国家的郊区化是富人的郊区化，富人住在郊区，就像在北京的房山周围，半山区是富人最喜欢住的地方。香港的半山区，其它各个地方城市的那个山坡上、水边，都是富人住的地方，农村都是富人住的地方。我们现在是把穷人都撵到郊外去。

大家知道经济学的二八定律，不管什么社会，富的人总是少数（20%），穷人和中产阶级在内的一般人占到80%。你要解决交通问题，你最基本的选择是80%的人流动，还是20%的人流动，你会产生不同的交通流。我们是把80%的人流动起来，那20%的人不动。现在，富人住在市中心，普通老百姓、工薪阶层穷人都住在郊外，80%的人流动，那产生什么？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交通流放大四倍。如果80%的人在市中心，各种服务都是在城市中心，移动是很有限的，这80%的人节约了四倍的交通流。反过来的选择就是扩大了四倍的交通流，这是第一个。比如北京现在实行机动车尾号限行，一天就有400万辆车在跑，实际上它是1600万辆车在跑。而美国的纽约有2000万人口，汽车保有量是1280万辆。美国纽约的汽车普及率在全美是比较低的，只有全美普及率的60%左右，大概两个人一辆车。全美是每个人是有0.8辆车的，一家平均是三辆车。纽约就是让多数人住在市中心，少数人住在郊外，实际上只有300万辆车在跑。你是400万辆车，实际上是1600万辆车在跑。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越住在郊区，越依赖汽车。不是说我发展公交，地铁通到房山、大兴，我就对公交依赖，不是这么回事。他要上医院，只有开车最方便。所以西方发达国家都是越边远的地区、越农村的地区对汽车的依赖越高；越住在郊区，对汽车依赖度越高。公交再怎么发展也没有用，因为很不方便，不能直达，不能保证时间。所以这个跟我们想要解决的交通问题完全相反。我上班从家里到单位五公里，我有五个选择，你们有吗？第一，我走路，我现在一周至少走一次，有时候走两次三次；骑自行车；坐地铁；坐公交；开车。一周五天，我只要开一次车，我减少的汽车的依赖是80%，但是我要是住在房山区，我肯定百分之百天天开车。

所以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城市病”的问题恐怕是影响生活质量、城市运行效率，括第三产业发展的最大问题，比环保问题还要严重。因为人流、物流不畅通。从经济学上讲，就是资金流、信息流、人流、物流四大流。资金流、信息流是根本不需要的，跟城市空间布局没有关系，但是人流、物流则不同。因为人是要活动的，物流要有效率，而城市结构、城市布局就会严重影响你的效率，所以我觉得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不适应服务业发展。

服务业发展应该是对城市的结构、城市的效率更依赖。它跟工业不一样，工业可以分散一点，我们可以在县里面搞一个开发区，大量地搞规模化生产，但是一些商业服务必须集中，运行要有效率。按照现在这个结构，我办一个事情，在路上耽误几个小时，那一下子降低了人流、物流效率。这是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