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供给侧改革需把握“八双、五并重”要领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为以深化改革为核心内涵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实现机制转型的系统工程。我们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八双、五并重”：“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减少行政审批）、“双扩”（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投资规模）、“双转”（人口政策逐步转向适当鼓励生育，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双进”（国有、非国有经济共同进步实现共赢）、“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双配套”（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金融配套改革）。“五并重”是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对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宏观调控“需求管理”为主实践经验的反思与“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努力，已引出了对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供给管理”调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当前阶段，迫切需要建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显然,传统的需求管理“三驾马车”框架下，其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分别认知，只有联通至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有可能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其中蕴含着由需求侧“元动力”引发的供给侧响应、适应机制，即其相关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动力机制的优化问题，这些又必须对接十八大以来全面改革和全面法治化的通盘部署。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后，决策层已明确表述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和“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的指导方针。

我所在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多年来努力进行了供给侧研究。供给侧动力机制带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与需求侧指标的均质、可通约明显不同，供给侧的产出千差万别，作为指标不可通约的产品和服务以及以各种特色为表现的必须具体设计不宜简单照搬的制度供给，其优化会产生“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巨大动力和“解放生产力”的巨大“引擎”与“红利”效果。总体由市场“优胜劣汰”检验的“物”的供给能力的竞争，也相应地呼唤着与之匹配的“人”的利益关系视角上的制度供给优化。只有通过上述这种对需求侧“元动力”作出响应的供给侧结构性动力机制的优化构建，我们才能促使经济增长的“动力体系”浑然天成又升级换代。

我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下的转轨，首先是作为一种制度供给，支持了中国前面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但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务又异常艰巨。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是我们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须解决的、实质性的供给侧创新的“攻坚克难”。支持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的要素，所谓“动力源”，在理论上分析主要是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制度。主要的国际经验都表明，各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面三项（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比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一般经济体在发展过程的初期与起飞阶段，强调所谓“要素投入驱动”，体现为粗放发展，是和这有关的。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面两项即制度、科技和管理创新方面，可能形成的贡献会更大，而且极为关键。时下热议的所谓“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就是指后面这两项能够给予的新支撑。所以，中国新时期的增长动力构建，实际上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加上政治文明概念下的民主法治化的发展过程。经济生活中的供给侧五大要素，需合乎规律地优化构建混合动力体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几大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来化解制约，特别是使后两项要素更多贡献出对前三项要素的动力替代效应，进一步释放经济社会微观主体的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也即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落在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