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日本民族双重性格的历史源头（3）

武士的特性：尚武与忠诚

从1185年建立镰仓幕府开始到明治政府建立，长达近七百年的武家社会对日本国民性的影响更加深远。不仅因为他们的统治时间长，人数远比贵族多，更因为与偏居京都的朝廷和贵族相比，地方的武士与平民百姓有更多的接触和联系。武士鄙视公家贵族的优柔文弱，武士道的核心价值是尚武与忠诚。

尚武是以战争为业的武士必备的品格，它要求武士精于武艺，崇尚杀伐，重名轻死。武艺是武士立身的根本，在战争年代，武士把精进弓马骑射等武艺作为日常生活重要内容。到江户时代，天下偃武，武士完成了从“打天下”到“治天下”的角色转换，按照家格门第在幕府与各藩的行政机构中担任职务，或者从事警卫等事务，但他们依然保持着强烈的尚武精神。武士日常携双刀进退，以佩刀作为武士身份的象征。武士伦理中含有明显的暴力倾向，社会舆论认可武士为维护名誉进行私斗与复仇，血腥的切腹也成为武士独享的“名誉”的死法。由于武士是统治者，武士的强者征服弱者，弱者服从强者的逻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整个社会。

与有文化、重教养、讲求儒雅的公家贵族相比，“在关键时刻，一步不退，在主君马前战死是武士的第一职分，也是最高荣誉”。仅仅拥有武艺，并不是真正的武士，当拥有武艺的战斗者与特定的主人结成主从关系，并为主人奉公尽忠，才是意义完备的武士。忠就是要有献身于主人的牺牲精神，这种献身要达到为主人牺牲生命的程度。忠是“从一而终”，一个武士，他效忠的只是他的直接主人——领主、大名或将军，在他的主人之外，便不再有别的法律，这是幕府时代天皇沦为孤家寡人的根本原因。

近代以后，武士被剥夺了所有特权，作为一个阶级走向覆灭，但是以尚武和忠诚为核心的武士道却被保留下来，人们的忠诚对象也从直接奉仕的主人泛化为国家乃至天皇。在建立近代国家军队过程中，通过《军人敕谕》和《军人训诫》，把“忠实”、“勇敢”、“服从”作为“军人精神”的三大根本，还通过面向全体国民的《教育敕语》等形式的大力渲染，过去仅作为武士阶级特殊行为规范的武士道成为具有普遍性的道德体系，使武士已经不复存在的近代日本成为弥漫着武士道精神的兵营国家，忠诚与尚武精神被全社会高度认同。尚武与忠诚虽有积极的一面，但发展到极端就表现出不尊重人的生命——不仅是别人的生命，也包括自己的生命。这种道德观念一旦被误导或失控，就会给人类的和平带来巨大灾难，在日本发动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中，日本军人把在战场杀敌作为忠君爱国的具体行动，武士视死如归的精神被军国主义政权用来鼓动军人与民众随时赴死。日本在被侵略国家制造了数不清的惨案的同时，也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所谓“肉弹战术”、“沉船堵口”及驾驶飞机撞军舰等所谓自杀式“特攻战术”，在给他国军民造成巨大伤害的同时，也使众多日本军人丧失生命。

贵族与武士在日本历史上曾长期掌握社会主导权，其思想意识和伦理观念在日本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抛开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全面认识日本民族、日本传统文化及日本的国民性。在社会环境相对宽松——不崇尚革命的日本历史上，尽管公家贵族与武士人数很少（贵族共有137家，江户时代武士大约200万人左右，近代华族共有1011家），但是他们能够作为社会精英而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百姓的楷模，其各具特色的价值观及伦理道德得以有效传承，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影响着普通国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公家贵族的文化与教养和武士的尚武与忠诚，构成了日本民族性的重要内涵，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下，表现各有不同，既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了解这些历史，或许有助于我们认识日本人在集团内部彬彬有礼，在集团外部冷酷无情；时而恭敬服从、时而桀骜不驯；强调内敛、自律，却在对外侵略战争中残忍无比等诸多矛盾现象。

（作者为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中心日本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