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会后,张闻天等随即回后方瓦窑堡。
正当红一、红十五军团分别南下和北上时,蒋介石为了阻拦红军的东进,调遣十个师的兵力开入山西,派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同它配合,企图封锁黄河,消灭红军,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阎锡山也改变了原来拒绝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的态度。这就使双方在山西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大的改变。
鉴于这种严重状况,毛泽东、彭德怀命令南下、北上的两个军团在抗击敌军进攻中向晋西地区收缩集中,并命令中路军控制有关的黄河渡口。同时,向中共中央提出:“东面情况已根本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19]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策。从五月二日开始,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东征军,分别在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五日全部返回陕北休整。在东征作战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这次东征历时七十五天,虽然因军事形势变化而没有能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消灭国民党军七个团,俘敌(包括阎部团长郭登瀛)四千余人,缴枪四千余支,炮二十余门;取得渡河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迫使原来侵入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红军扩大了新兵八千多人,筹款三十多万元,发展并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在山西二十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以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红军回师陕北后,由毛泽东、朱德再次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但蒋介石却拒不接受,继续加紧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他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在陕甘苏区的东面和北面,有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两个师、阎锡出晋绥军的一个师又一个旅准备渡河入陕,协同陕北的井岳秀、高桂滋两个师,采取堡垒政策,向根据地腹部步步进逼。在苏区西部,蒋介石将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一部部署在陕甘宁边界地区。在苏区南部,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向北进攻。但张、杨已同中共建立初步的合作关系,不愿再同红军作战。
为了对付这种严峻的局势,毛泽东、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前方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采纳了这个建议,同在后方的政治局委员一起来到延长县交口太相寺,在五月八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对当前的形势,毛泽东不是只从边区的局部着眼,而是从全国的大局出发,作出这样的分析: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如暴风雨般地发展,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们不愿当亡国奴,要反抗,要斗争。“群众运动发展到不怕统治阶级压迫的状态!九一八所激起的运动不如此次之深厚广大。”中间分子的态度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天觉醒了。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不同方面的对群众的争取十分紧张。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作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齐去干。对南京的态度,在我们方面是发一个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红军东征抗日,蒋阎阻止,红军自动停战,要求议和。不和,那末你是卖国贼,我们就要打卖国贼。在山西立足,从目前我们的力量来看,还有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东边的路,是将来必走的,是长时期内战略进攻的方向。”对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泽东说:是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择一”,因为“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了比较: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宁夏,黄河南岸不大,虽有金马池,但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守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守,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筑堡垒,不能出东方;“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则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乘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
他在报告中还着重地提出红军政治学校的问题,说: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要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20]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并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
注:
[1]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66页
[2]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67页。
[3]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11月3日。
[4] 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级以上干部大会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11月30日。
[5] 徐海东:《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12月版,第47、48页。
[6]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5年12月1日。
[7]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70、171页。
[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12月23日。
[9] 张浩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12月23日。
[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89—597页。
[1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74、375页。
[12] 郭洪涛:《迎接毛泽东到陕北》,《说不尽的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辽宁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71页。
[13] 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记录,1935年12月17-25日。
[1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月17日。
[15] 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给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2月17日。
[16]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1936年3月10日。
[17]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3日。
[1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5日。
[19] 毛泽东、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6年4月28日。
[20]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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