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上井冈山(2)  (4)

八、上井冈山(2) (4)

摘要: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总结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批评右倾悲观思想,反对逃跑主义,重申建设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强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不能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

留守井冈山的何挺颖、朱云卿等,指挥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凭黄洋界天险抵抗国民党军队四个团的猛烈进攻,后来用仅有的一门迫击炮,打中敌军冲锋密集区。敌军指挥官以为红四军主力已回井冈山,立刻命令部队撤退。毛泽东听到这个喜讯,挥毫写下《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井冈山根据地虽然在八月间遭受严重摧残,但朱毛红军返回后,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损失不大,“在一个失败之后,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回师后,部队稍有休息,各种组织有切实的整顿,军队训练也有进步。毛泽东、朱德随即率领红军大队开展恢复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取得三战皆捷的胜利:九月十三日,红四军主力攻克遂川县城;十月一日,在茅坪附近的坳头垅伏击成功,歼敌一个营,并乘胜收复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冈县城;接着,红四军主力又在龙源口歼敌一个营,第四次占领永新县城。这样,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二次“会剿”被打破了。

在这段时间内,原国民党第八军吴尚部毕占云营长率一百二十多人起义;原国民党军向成杰部营长张威也率一连多人投入红军。他们分别改编为红四军特务营和独立营。

针对湘赣边界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毛泽东指导边界各县党组织进行整顿。经过整顿,党员数量虽减少,战斗力仍得到了增强。

十一月初,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的六月四日的指示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同中央联系上了。六日,在茨坪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会上,根据中央来信指示,成立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

一年多来的井冈山斗争,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结果。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它们都是宝贵的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前进的新起点。随着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逐步恢复,毛泽东对一年多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总结,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他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一月先后写成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便是这种总结和概括的集中表现。

为什么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能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既是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个现实问题。当时,党内还有人对上井冈山这件事有非议,跟随上山的也有人对红军能不能站住脚有怀疑。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人们便不能在斗争中看清发展的前途,就不能懂得怎样恰当地对待周围的环境,也不能从根本上回答红军中一部分人存在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这种奇事的出现有它独特的原因和相当的条件:第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使白色政权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造成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第二,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长期存在的地方,是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深刻影响、工农士兵群众曾经大大起来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决定着小块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是没有疑义的。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一个要紧的条件。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他进一步阐明: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而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

毛泽东阐述“工农武装割据”是党领导下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密切结合: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这是湘赣边界斗争的主要经验。

毛泽东相当突出地提出了“中间阶级”的问题。他写道:“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过重的打击是主因。”过重打击中间阶级的结果,使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他具体地分析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指出:“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怎样对待中间阶级,是一个关系到能不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队伍、夺取革命胜利的根本问题。而要团结中间势力,就必须坚决纠正那种打击中间势力的“过左的政策”。这个问题,此时还只是刚刚提出,以后在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他所以能认识这个问题,正是从实际斗争生活中经过冷静观察和深入思考得来的。

责任编辑:张少华校对:李丹华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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