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水平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吗？（2）

宏观层面的经济社会发展并不直接作用于生育率的变动，而是通过中间环节导致低生育率

那么，发展对生育率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我认为，宏观层面的经济社会发展并不直接作用于生育率的变动，而是通过四个中间环节影响微观的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继而导致低生育率。

首先看婚姻家庭模式。现代社会的婚姻家庭中,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女性普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劳动参与率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单一的“生儿育女”的传统角色中得以解放，结婚年龄和初育年龄推后甚至逼近优生优育的极限年龄，这导致生育选择空间的挤压以及怀孕能力和生养精力的下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调查，2011年，韩国初育年龄平均为30.3岁，与意大利并列，其余依次是日本30.1岁，英国30岁，德国30岁，西班牙29.7岁，瑞士29.6岁，卢森堡29.3岁。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结婚的平均年龄为24.98岁，结婚年龄明显上升；同时妇女生育平均年龄为29.13岁，比2000年推迟了2.82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成为全球性现象。发达国家高离婚率破坏了家庭的稳定性和人口生产功能，晚婚、不婚和离婚甚至同性婚姻使得低生育率逐渐成为趋势。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出现了第二次人口转变，进入持续的超低生育率。在20世纪50年代前，中国家庭户均人数基本上保持在5.3人，随后逐渐缩减，1990年缩减到3.96人，2010年缩减到3.10人，2012年为3.02人。

其次看孩子养育方式。随着发展水平、竞争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孩子的养育越来越精细化，人口质量替代数量的机制日趋强大。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人口的城市化，城市化的孩子养育方式是投资密集型的。孩子的抚养成本和机会成本直线上升，让为人父母者不堪重负。就像当今中国，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的基本原因是高生育成本年代的“生得起养不起”和“想生但不敢生”。

再次看养老保障方式。在传统生育文化中，“积谷防饥、养儿防老”不仅是生活的经验，而且是养老的方式。发达国家富强了之后走上了高福利的道路，强化了社会保障对于养儿防老的替代效应，儿女的保障效用弱化，结果西欧各国普遍转型为低生育社会。

四是个人生活方式。发展的伟力重塑了人类自由、享乐的生活方式，既有物质条件，也有自由时间，实现了家庭生活的非生育化。避孕节育成为基本的生活方式。避孕节育技术的发展使得现代的性摆脱了意外受孕的风险和生儿育女的束缚，婚内性解放的含义是从“工具的性”过渡到“享乐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