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燕：社会焦虑症及应对策略（2）

焦虑有很多方面，我觉得比较集中的有这样几种。

第一，就业焦虑。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多次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在座的各位同志，如果是有子女的，大概最关注的是子女接受教育之后，能不能就业，能不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这是民生之本。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职工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单位中，单位发放工资、提供住房、提供医疗养老等保证，赋予人们基本的安全感，这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由单位提供的保护伞，对很多人来说就不存在了。所以，以前我们没有听说过体制内、体制外之分，大家都在体制内。现在就有了体制内、体制外。体制外大概就是这种，原先由单位提供的保护伞就不存在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就是这个安全阀，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人民内心埋下了焦虑的种子。面对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变得焦躁不安，这是普遍现象。

从1998年到2000年，国有企业共产生了2100多万下岗职工，波及数千万家庭。从1994年起，我国逐步改变了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制度，以前是由国家计委统一分配的，我是77级的，我们都赶上了，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后顾之忧。上学四年真是认真学习钻研，我写学士论文的时候，读了17本书。大学四年根本不用考虑以后找工作。现在也难为了孩子们，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用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去打工、实习、做家教，为以后的就业奠定基础，真难为他们了。

由国家统分向市场化就业转变，这是现在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提倡自主择业、灵活就业、大众创业。我非常赞成李克强总理提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是我们要有政策兜底，因为孩子们没有经济基础，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创业，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了背一身的债务，你要有政策兜底，他才敢去创业。

进入21世纪，各地高等院校继续扩招，毕业生人数猛增，“就业难”从下岗职工向大学生群体迅速蔓延，就业焦虑从40岁、50岁的群体向80后、90后人群迅速扩散。所以社会性焦虑是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的，这也是社会转型期必然发生的一种现象。

第二，身份焦虑。也就是说城乡二元格局、地区差异、城际资源分配不均导致了人们的身份焦虑。比如户口，户口曾经是身份的直接标签，没有城镇户口就没有粮票、布票、邮票和各种票证，就无法在城市生活。改革开放到今年37年了，户口已经不再承载粮油的功能，但是户口的附加值依然存在。有的人曾经统计过，北京户口能够让拥有户口的人享有60多项福利。北京户口现在你买都买不到，前些年花个30万、40万能够买到，现在大概100万、200万也买不到。

在一些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上海、广州、深圳也都是这样的。没有户口，很多权利就被剥夺了，生活并不轻松，这点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所以身份焦虑也是社会性焦虑的一个主要表现。这个焦虑还体现在住房方面，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北京等特大城市的极高房价给人们带来了巨大压力和不安。如果你没有五年连续缴纳社保的记录，如果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你别想在北京买房，你再优秀也买不了，所以这种身份焦虑也是普遍存在的。在教育方面，身份焦虑产生于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尽管不少城市对非户籍人口的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有所松动，但是户口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教育功能。

第三，财富焦虑。改革开放之初，劳动致富是比较广泛的共识。你努力工作，社会就给你创造致富的机会。今天财富的积累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劳动致富向财富致富、资本致富、权力致富转化，出现了贫富的代际转移和阶层利益固化，这就造成了普遍的焦虑不安。大家想想，如果一个穷孩子没有背景，不是“富二代”，不是“官二代”，他即使拿到了博士学位，他也进不了好的单位，现在就是这种状况。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变，因为北京市改革力度特别大。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那个地区，首都师大所在的街道叫北洼路，那个地方有三所小学。一个是海淀区实验小学，这是其中最好的小学，那就是首都师大的职工子弟、304医院的职工子弟、空军总医院的职工子弟，还有其他的大院里的孩子能上，其他的孩子住在跟前大概也上不了。还有一个北洼路小学，它的师资相对薄弱，没有几年历史。还有一个八里庄小学，学生基本都是没有户口的外地孩子。北京市教委真是下了决心，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状态。今年4月30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台了红头文件，八里庄小学40%的毕业生可以直升北京市的重点中学——首都师大附中。谁想到了？以前，海淀区实验小学都不可能有40%的学生进入，只有极个别的孩子能够进入。首都师大附中在全市排第六位，八里庄小学的学生40%能够直接进入。北洼路小学不是师资薄弱吗？和海淀区实验小学合并，从2015年9月招生，已经统招了14个班，师资打通使用，教材打通使用。这个改革力度多大啊？那不是说，那真是在做。所以那个地方，八里庄小学旁边的房子原来也就三四万，一下呼呼地往上涨，这又造成了另外的社会问题。所以咱们的政策得配套，早晚有一天，学区房这个概念得取消了，学区房是最不公平的，把我们多少老百姓辛辛苦苦的积蓄全给砸进去了，根本就不应该。这个财富焦虑现在普遍存在。

我曾经带过两个非常优秀的硕士研究生，都是从农村来的，一个是从河北非常贫困的农村过来的，还有一个是从华北的农村考进来的。这两个孩子，就是我最后带的两个硕士研究生，考进来成绩就非常好，各门成绩都非常优秀，人也好，都是党员，但是最后我没有能力帮助他们到能实现他们价值的地方去工作。

但是，我们大家要有这样的一种决心，既然党和政府对人民做了承诺，全体人民都是改革发展成果的直接享有者，各级公务员就要在自己的位置努力工作，来实现对人民的承诺，否则人民会觉得我们是在忽悠他们。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社会焦虑症产生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国正经历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因为它是利益格局的调整，现在的改革是直接在啃硬骨头，是向利益集团开刀，大家想想这个阻力能不大吗？肯定是特别大的。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这是很正常的。

第二个原因，中国社会极速地转型变革，意味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调整，大批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遭遇重新洗牌。比如我主持了一个杂志社的工作，之前我们算事业单位，深入改革就要求时政类以外的报纸杂志都必须变成企业，自负盈亏，不再提供给你什么资源。这样的话，我觉得压力特别大。这就是一种重新洗牌。还有的事业单位，变成了企业编制，其实给大家的压力都挺大的。这种重新洗牌也导致了一种心理上的冲击，使得这些社会成员产生焦虑。

第三个原因，现代社会发展面临着空前的风险，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使得社会成员产生严重的不确定感。我们的政策要有延续性，不能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前景的不确定性，对于未来的不可预期，自然会引起社会焦虑。现在每个人都不能保证明年、后年、大后年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政策的制定过程应该更透明、更阳光，应该让大家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这样社会焦虑就能够得到相当程度的化解。

第四个原因，社会焦虑现象反映了民众对基础民生问题，对未来生活前所未有的向往与重视。老百姓有这种期待，如果我们的工作不努力，满足不了这种期待，他一定会产生社会焦虑。所以，现在到我们逐渐来兑现承诺的时候了，我们要再一次向人民群众证明自己。中国梦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就是人民各个方面生活品位的提高、生活品质的保证，没有这个保证，老百姓的向往、期待就会落空，社会焦虑症就会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