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改革精神生产的体制机制来提升中国话语权（4）

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蔡曙山教授：

认知科学对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认知科学近些年所取得的成果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认知科学以心智作为研究目标和对象，心智是有脑和神经系统的动物所具有的一种智能行为，脑产生心智的过程叫做认知，认知科学就是研究这种认知的学科。心智的认知可以被划分成五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神经层级的认知；第二个层级是心理层级的认知；第三个层级是语言层级的认知；第四个层级是思维层级的认知；第五个层级是文化层级的认知。前两个层级是低阶认知，是基础的认知，人和动物都有；后三个层级叫做高阶认知，它是人类所特有的。关于高阶认知的研究，上世纪有非常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语言的进化，语言是在人类的进化中产生出来的符号语言，动物虽然也有语言，但它们的语言和人类有本质区别。如果没有语言的产生，人类的进化将永远是在基因层次的进化，成不了人。第二，语言的分类，形成了现代语言学的三分法研究框架，即句法、语义和语用研究。句法是指一系列连续的音符或者符号的序列；语义是指话语中的每一个符号都要对应到现实世界的事物或者对象上去，只有这个对应关系建立起来了才能理解话语的意义；语用就是要把说者和听者加进到语言的理解中去，它会影响到语言的含义。第三，心智哲学代表了语言哲学发展的最新阶段，而语言哲学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由语言所建构，语言哲学推翻了过去哲学的二分法，主体和客体的分法无法继续成立，主体要认识客体必须经过语言。对思维的认识在上世纪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推理作为思维的最高形式有四种表现样式：归纳推理、演绎推理、类比推理和溯因推理，而其中演绎推理被视作西方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被认为代表了推理的最高样式，然而认知科学的新发展证明了演绎推理的过程会受右脑情绪的影响，因此演绎推理将会必然退出，而其他三种基于或然性或经验性的推理则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之故，推崇经验性、以类比推理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更值得在当代充分重视。

中央党校哲学部朱辉宇副教授：

推动中国价值哲学从“解释世界”走向“改变世界”

应从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知识逻辑”维度向“现实存在”维度的转换、中国特色的价值话语体系三个方面讨论了价值哲学研究的发展。面向中国问题的价值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中国现实，关注中国问题，凝练中国价值，在回应中国结构性变革的基础上，实现自我完善和创新。首先，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推动了以实践为基石的价值哲学重建和创新。面向中国问题的价值哲学，要求我们坚持唯物史观，立足客观现实和社会实践开展哲学研究。这种研究范式认为，价值问题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的问题，离开实践的主体性、历史性与目的性，就无法把握价值问题的实质。如此，我们应围绕人的价值实践进行哲学思考：一是，紧扣价值的实践品格，立足主体尺度和主体际关系，从主体的实践活动出发，把握价值活动的规律。二是，从社会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出发，考察人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中的地位，解读人自身的价值及其特性。三是，将价值哲学的研究成果付诸于社会实践，由此检验其正确性与合理性，推动价值哲学的丰富与发展。若此，中国价值哲学就从“解释世界”走向“改变世界”，跳脱出形而上学研究范式的禁锢，实现了哲学研究视野与方法的根本转换。这呼应了哲学的第三次“价值论转向”，不仅意味着价值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更实现了哲学观、哲学方法及哲学精神的变革。简言之，面向中国问题的价值哲学研究，摆脱了知识论思维方式的束缚，将实体性思维转变为关系性、实践性和系统性思维，推进了以实践为基石的价值哲学重建和创新。其次，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促成了价值哲学“问题意识”由“知识逻辑”维度向“现实存在”维度的转换。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当前，在中国进行整体转型升级的宏观背景之下，价值哲学研究唯有关注中国转型期的重大价值问题，才能寻获自身的理论生长点，才能实现自身的创新与发展。同时，面向中国问题，在新的价值哲学立场上克服价值危机、重塑价值理想的努力，也导致了价值哲学问题意识的转变，即从囿于知识的逻辑构造转为直面现实世界的价值问题。这一问题意识的转向与提升是当代价值哲学研究取得巨大进展的重要前提，亦是其自身不断创新和完善的重要体现。再次，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促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话语体系的形成。就价值哲学而言，研究者们突破西方价值话语的藩篱，在完整阐述自我价值谱系的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视域融合，进而以中国实践为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中国话语为媒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与话语体系。可以说，建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价值话语体系，不仅是价值哲学研究的创新之处，更在现实维度为抵御西方文化侵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奠定了基础。

中央党校哲学部王纵横博士：

互联网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分裂迟早会发生

随着20世纪末21世纪初网络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以及互联网社区、互联网金融甚至网络暴力等现象的显现，对网络这个二进制空间的哲学讨论也渐渐成为显学，从形而上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与道德哲学等角度的分析产生了一批成果，其中从权力角度深入对互联网的研究是极具现实解释力的研究路径。首先，互联网是一种技术，但却体现了某种权力。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为“权力”找到了其背后的支撑物——技术。权力与惩罚是同一的，而惩罚是一个技术活儿。过去，惩罚的形式是各种肉体伤害，不同的伤害都是一种技术性创造；而随着人类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现代社会逐渐抛弃了肉体伤害的惩罚方式而转向一种更精致也更深邃的形式——监禁！监狱的出现是一种技术，其背后代表了某种权力，它的运作模式是，把罪犯关在一个笼子里，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这种社会特征模型,在互联网那里也可以找到。比如许多数据收集与分析机构利用互联网络对个体进行分析,监狱式的社会在虚幻的数字世界成为最高的真实,大量无形的观察家们跟踪着人体的数码痕迹。人在网络上的活动越多，残留下的痕迹越多，根据这种痕迹对人的数字重构就越准确，对人的监视也就越全面。简而言之，人在注视屏幕和显示器的同时，屏幕和显示器也在注视着人。第二，互联网权力的作用方式较为隐蔽，且集中于微观视野。表面上，网络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我们能直接看到的是“符号”而不是“人”,网络的“匿名性”似乎为个人提供了极好的保护，每个人都畅行无阻，虽然被监视，但不被限制。但事实上，互联网权力的运作方式反而更加隐蔽：一方面，它以网络自身的手段来实现，也就是互联网的实现载体——符号。网络是纯粹意义的世界，它的内容依托于某种符号，或是语言，或是影响。而通过对一种符号，如语言施加影响，就能够对整个互联网中的人施加影响。这也就是互联网语言反渗透到现实生活中的原因。同时，作为被统治者，我们每个人接受语言，理解语言的方式发生变化，它从而变得碎片化，去中心意识化，无目的化。另一方面，互联网是一个社会概念，并不存在一个人的互联网，虽然人们的网络活动不一定以他者为目的，但这些网络活动无法回避他者的在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对方的权力主体，我们随意的发布信息，主观的做出判断，偏颇的施加影响，结果是互联网的意识形态被微观权力所统治，互联网中的每一个人既是统治者，也是被统治者，无一幸免。第三，在互联网世界中，权力与权威的分裂。在线上世界，每个人的权力扩张不同于现实，它以数字的形式存在，存在成本低，因而更容易被充分实现，也就不会造成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当然，由于人们的欲望被充分满足，这势必会激发更多的欲望，其最终结果是信息的膨胀与混乱，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们获得有效的认知材料的成本，让真理离我们远去。缺乏走向真理的途径，丧失求得共识的可能，互联网世界要求人们在欲望及其满足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寻求意义。这意味着，互联网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分裂迟早会发生，因为它们代表了两种截然对立的必然性，其构成的矛盾关系规定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无政府主义者们在狂欢。互联网世界的微观权力结构带来了一个政治学命题，即互联网虽然存在着权力，却没有权威。既难有真知，也没有求善，互联网的监视功能与他者在场难以维持正常秩序，人们明明知道自己被注视着依然肆意妄为，甚至用“非道德”来哗众取宠，因而也就无助于消除道德失范与网络暴力，反而容易助长群体的无意识。第四，数字的道德意识形态走向了丰富的现实。道德是人对善的祭祀，如今，互联网取代善成为真神。有观点认为，网络行为的随意性和网络的巨大诱惑性，导致网络用户主体人格变异和产生诸多不理性的行为、观念。但需要反思的是，谁要为网络的随意与诱惑负责？在随意与自由之间、诱惑与崇尚之间，我们看到彼岸世界绝不只有美善，超验世界的神明在数字与现实的沟壑之中栖息，此岸世界才成了我们回首不及的彼岸。类似的案例在我们的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一直在上演，一些人认为在线金融产品是“从银行吸血的吸血鬼”，并指出投资者可能并不清楚风险，但当人们已经失去用手触摸钞票的感觉时，那代表着整个资本世界的东西都成为一串看不到尾巴的数字时，对风险的判定就已经无法根据风险主体本身来做出了。在数字世界，资本终于和道德至善合二为一，它们终于都成了某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总之，互联网归根是一种媒介，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是身体的延伸，对互联网的研究，既是对人的心身问题的研究，也是对人的社会本质的研究。虽然互联网本身包含着巨大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但依然是哲学研究所无法回避的重要样本，需要我们继续深入考察。

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

中国发展现实逻辑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转型与秩序建构

论坛大家的发言已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哲学的发展是在解读经典文本和把握现实逻辑的互动当中来实现的。然而，从目前哲学研究的现状来看，经典文本研究有余而现实逻辑研究不足。由于对现实逻辑的把握远远不够，当代中国的哲学远远达不到时代所要求的水平，在解释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时也往往不在场，由此，当代中国没有建立起来面向中国发展的形式逻辑和中国问题的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由此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哲学的话语权。面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要重建哲学的话语权，首先需要树立面向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的研究导向，而研究中国问题必须把握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因为真正的中国问题是从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当中而来，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才能推动哲学的发展；而把握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首先要把握现实逻辑的核心主线，即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研究中国发展的逻辑主线，需要进一步具体把握逻辑主线中的基本环节。论坛以“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为主题，正是“现实逻辑—中国问题—哲学发展”这一逻辑链条的必然要求。中国发展现实逻辑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转型与秩序建构，而社会转型与秩序建构都面临着诸多难题，面对并破解这些难题是哲学的使命，唯有如此，哲学才会达到时代、实践与现实逻辑所要求的水平，哲学的话语权才能真正得到提升。中央党校哲学部正以此为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直面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建构哲学研究的中央党校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