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改革精神生产的体制机制来提升中国话语权（3）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李存山研究员：

中国哲学要想发挥更大的作必须将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

中国哲学在当代的使命就是冯友兰先生所提出的“旧邦新命”，“旧邦”就是要保持中华民族的同一性与个性，就是保持中华民族的身份与认同，新命则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通过阐旧邦以辅新命。从近些年的发展来看，中国哲学已经不限于发挥辅助的作用，中国哲学事实上已经参与到了“新命”的开创工作中，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呈现出共进退的局面。

中国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发生了四种深刻变化，第一，从传统的以农为主的社会转向以工商为主的市场经济社会：第二，从君主制转变为民主共和制；第三，从科举制转变为现代教育制度；第四，从经学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广义的哲学或学术的思维方式。由于这四种转变的发生在历史中是以较为激进的方式展开的，因此造成了中国传统与现代的某种断裂。面对这种断裂，中国哲学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从传统走向现代，或者说要将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因此中国哲学近期的发展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已经并将持续成为理论界的研究重点；第二，近些年一些中国哲学史家开始尝试构建当代新儒学体系，并已经形成相应的理论成果，这是在理论层面上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的重要成果；第三，当代中国的儒学研究已经和中国的现实问题密切联系起来，不仅是近现代哲学史的研究，对洋务运动、中体西用、康有为思想的研究都有着现实的诉求，古今中西的问题是中国哲学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应当用一种正确的文化史论去解决文化发展的现实问题，张岱年先生说得好，唯有用辩证法才能看到传统文化的实像，也就是要客观分析文化之整与文化之分，文化之常与文化之变，文化之异与文化之同。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传统文化要推陈出新，要古为今用，坚持有鉴别的对待，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同和，求大和，也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常道。

中央党校哲学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何建华教授:

哲学应当从三个方面书写发展逻辑

需要深入研究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中的具体环节，并加强对现实逻辑、历史阶段、核心理念等基本问题的阐释。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它的现实逻辑就是发展的逻辑，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近中央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当代中国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一句话，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全部工作的中心就是要齐心协力写好发展这篇宏大的文章。面对中国发展的实际，哲学应当从三个方面书写发展逻辑。第一，深化发展逻辑的研究，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一直活跃着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实践两种形态的力量，形成了很好的学术传统。其中，强调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发展历史的。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它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无论就基本特征还是发展事实分析，都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实践形态。或者说，注重并致力于建构哲学的实践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开创并继承这一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形态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指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过去在革命时期，它是革命的哲学，是毛泽东所指出的“斗争哲学”；而在今天，它则是建设的哲学，也就是发展的逻辑。所以，从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形态的高度观察，研究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是一项意义非常重大的理论工程。第二，熟悉两头，创造性地开展对发展逻辑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以发展为主题的现实逻辑的研究，既存在淡化、弱化的现象，也存在着片面化、庸俗化、实用化研究的问题。相对来说，后一种倾向可能更加突出。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如何研究现实逻辑的方法论问题。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分析，要创造性地研究现实逻辑问题，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要熟悉两头，也就是既要掌握理论，又要了解实际，善于发现二者的结合点。第三、深入现实，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发展逻辑的理论研究。围绕发展逻辑的研究，需要解决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的问题，要搞清楚发展逻辑的主题、核心理念、基本命题等，努力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

结合对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应该加强有关发展逻辑的以下问题的研究：其一，关于历史方位的哲学研究。当前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哪个历史方位？具有何种新的阶段性特征？这是发展逻辑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十八届五中全会有一些重要的表述，例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新常态”等。对于这些表述需要进一步具体化，需要从哲学层面去把握和提升这个新时期，要注意从马克思、恩格斯、邓小平等人那里进行思想借鉴。他们在考察历史方位等问题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从人的需求和社会扩展相结合的视角展开分析，并据此提出了“两种需求”和“两种斗争”的理论。其二，关于发展逻辑的核心理念研究。当代中国发展逻辑的核心理念或基本概念有哪些？这是研究现实逻辑必须解决的问题。从最核心的概念讲，毫无疑问是“发展”，这是最高本质的概念。但是在发展这个理念之下，应该还包括很多新的理念。例如“社会转型”或者“转型”。无论从世界历史的逻辑、中国历史的逻辑，还是现代化的逻辑和生产关系的逻辑讲，其核心问题、主导价值就是社会的转型升级，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轴也是社会转型。革命是转型，建设和改革也是转型。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未有权威的哲学著述将“社会转型”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并作系统的阐发。其实，所谓转型，就是社会形态的转折、变迁，而社会形态恰恰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从今天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现状看，因为有了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对转型问题所作的充分的实证和理论分析，因此对其进行哲学总结、提炼、概括，上升成为哲学的基本概念，可以说条件已经成熟。除此之外，这次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非常引人注目地提出了有关发展的五大理念，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除了协调、绿色之外，另外三个理念是非常具有新意的概括，其本质也是哲学问题，它们是建构发展逻辑不可或缺的基本理念。其三，关于发展逻辑中的主体性问题。除了发展的历史方位、基本理念之外，围绕发展逻辑还有一些基本的问题，例如发展的主体、发展的动力、发展的道路等。就当今中国发展的现实分析，确实存在着发展主体动力衰减的现象，并具体表现为国企、民企、外资和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衰退。从发展逻辑的角度分析，这就是要研究并回答主体性问题。从以往的经验看，对主体性的研究至少应该遵循三条思路：一是吸收哲学理论层面的研究成果；二是总结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调动主体积极性的历史经验；三是发现和提炼广大人民群众的当下实践成果。从国际国内的基本经验分析，调动积极性能动性，一靠利益，二靠觉悟，三靠制度，四靠方法，集中解决从肚子思维到眼睛思维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要重点关注和研究在互联网条件下新媒体、新群体、新工具的活动特点、活动趋势及其功能，从广度、深度和速度等层面扩展主体的能动度，从能力、态势、趋势等角度提高主体的能动势，从需求、生产、消费、交换等方面扩大主体的能动力，比较好地完成李克强总理所交付的研究课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发挥问题。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原所长吴彤教授:

研究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不能忽视科技的重要作用

研究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不能忽视科技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需要对中国本土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深入挖掘，另一方面需要从哲学层面深入探讨前沿科技对中国当代发展的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发展是在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展开的，中国与世界最接轨、最同步的可能就是科技领域，然而科技研究虽然没有国界，但是它有专利，有它自己的特殊性与地方性。与此相关，在整个哲学研究领域中，当代中国科技哲学可能最跟世界哲学接轨，但是却缺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即缺少对中国本土的认识，对于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这样的科学是个什么样的科学，这些古代的科学研究的特色是什么这些问题都认识不够。因此当代科技哲学的研究在整体上扭结在了三个维度上，即当代中国、当代西方以及古代中国的三元维度上，未来科技哲学的发展需要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蕴含的优秀的自然知识，这些自然知识大多以实践的面目呈现，因此需要用实践的尺度，运用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多种实践哲学共同去深入挖掘。现代前沿科技的发展需要科技哲学的深入介入与规范，当代科学的发展趋势逐渐呈现为：由原来的以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的研究形态变成集体化的、求利益的科学形态，科学演化为并非完全求真的追求，越来越多地与资本、权力结合在一起，成为后学院的科学形态。面对科技前沿的这些发展动态，科技哲学必须将科学和资本的关系、科学和权力的关系这些宏大议题纳入到自身的研究视域中；同时，在这种大的背景框架下，科技哲学需要关注知识产权专利制度、实验室创新研究及新技术的伦理研究等新的议题，只有如此，科技哲学才能真正介入和影响科技领域的发展。此外，科技哲学的发展应当避免仅仅局限于对中国科技政策发展的宏大叙述，应当更加贴近现实，特别是要深入研究具体的实际问题，在具体的问题中体现科技伦理的规范力，展现道德关怀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