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的四条标准（4）

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的标准之三：文明化

传统国家治理方式、手段强调礼治与权术之治并用。中国的韩非、西方的马基雅维利将权术之治推向极致。根据马基雅维利的理论，统治者选择治理手段、方式只需考虑是否有效，而不要考虑是否正当。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现代国家的形成，不在于规范原则基础上的建构，而在于对暴力工具的垄断性拥有。正如韦伯所说：“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5页）可见，暴力工具是国家构成自身的基础，也是政府管理社会的根本手段。

首先，治理与统治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国家行为的“非暴力化”即“文明化”。国家虽然垄断暴力工具，但其主要职能是对外而非对内，国家越来越依赖市场、行政、法律以及民主等“非暴力化”的手段和机制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甚至在犯罪的惩罚方面，也采取了较为人道的方式。可见，现代社会所主张的治理方式民主化和法治化本身就体现了治理的“非暴力化”趋向。　　其次，治理手段的“文明化”表现为摒弃自上而下的“权力傲慢式”的治理手段，而是采用协商、合作的治理机制、手段。传统的政府统治运用权力资源和政府权威，对社会事务及其民众进行管制，其权力运行方向是单一的，态度是傲慢的，职能性质是服从性的而非服务性的。西方学者率先提出“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概念，他们呼吁“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 ( Less Government，More Governance)。“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善治理论强调，治理不是政府权力自上而下的管制过程，而是国家与社会，以及其他主体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中的权力方向是多元的、相互的。其中，政府的文明化是关键，政府行为要从传统的“强制—服从”治理模式，转化为“沟通—服务”治理模式，与哈贝马斯所谓的“交往理性”有相似之处。

最后，治理手段“文明化”指在国家治理中，重视并积极运用文化手段。国家治理手段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政治、法律等手段，也有文化和思想教育等手段。文化和价值观具有塑造人、引导人、规范人的功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要善于建构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系；善于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去凝聚人心、化解矛盾，以达成集有效性与合法性于一体的“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