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峣：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型式（3）

怎样推进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增加，大规模的市场需求形成“大国效应”，经济转型势在必行，为改变我国处在价值链低端的状况和保持内外经济平衡，应该寻求大国内需优势和全球化红利的契合点，实施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

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取得明显成效，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规模庞大的市场需求开始形成“大国效应”，使得中国在某些产品的国际贸易中甚至可以淹没某些较小的经济体。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由低成本优势支撑的制造业仍然是处在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利润率比较低；而且容易导致贸易摩擦，造成贸易条件的恶化。我国由微利企业组成的大规模出口在国际贸易中带来巨大的顺差，形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承受着美元贬值的损失和风险，美元一贬值，我们的外汇储备就缩水。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经济转型已经势在必行。我们的出路在于，努力寻求大国内需优势和全球化红利的契合点，实施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

首先要从战略上解决好内向型和全球化的矛盾。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国家规模与外贸依存度呈反比例关系；我们基于160个经济体1996年至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同样表明贸易开放度随着国家规模的增大而降低。相对而言，大国偏向于内向型发展。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最佳地利用国际范围的资源和市场，可以赢得全球化红利。怎样协调好这种内向型和全球化的矛盾，根本的出路就是实施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依托大国国内需求的规模优势吸引全球化优质资源，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进入21世纪以后，有的学者强调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应该实行大国战略，即要依托国内需求发展经济的战略；有的学者提出要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即利用巨大的内需市场，发挥一种“虹吸效应”，把各种优质资源吸引到中国来发展经济，实现全球创新要素的集聚。美国就是典型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人口众多而且购买力强，国内市场巨大而且吸引力强。美国人主要是在为自己生产制造高质量产品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且通过自己消费来引导国际消费。以前的中国人主要想到为别人生产，以低成本优势生产价值链低端的产品，优质产品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低质产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然而，大国不应该只想到为外国人生产，中国梦应该达到中国人为自己生产优质产品的境界，现在中国开始富裕起来，需要在思维方式上有所变革，在发展战略上实现转型。

像我们这样的国民收入提高和内需扩大的发展中大国，规模巨大的内需市场有许多优势，它可以容纳大企业的成长，可以形成研发方面的独特优势，可以实现内部的产业分工和协调发展，关键是把这些优势真正发挥出来。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拓展市场规模，为经济转型创造条件。第一，要利用内需培育产品竞争力，促进出口升级。我们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避免为抢占国际市场而低价销售产品，既有利于生产差异化的产品，形成出口差异化优势；又有利于把产品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形成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第二，利用内需涵养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升级。我们可以凭借国内需求的规模优势，扩大企业规模，培育巨型跨国公司，增加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些巨型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研发设计向国内外企业发包，使全球生产要素供给企业成为自己的供应商，形成全球供应链并把产品向全球销售。第三，利用内需吸引全球要素，进行经济升级。规模庞大的内需市场产生“虹吸效应”，吸引全球的优质资源在我国进行研发和生产，通过各种优质要素的集聚，培育优势企业和优势产业，形成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升级的动力。总之，我国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应该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以巨大的国内市场为依托，使我国成为吸引全球优质资源以及培育大企业和大产业的基地。

其次，要从体制上解决行政化和大市场的矛盾。我国行政体制造成的市场分割，人为地阻碍了大国优势的发挥。自古以来，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就是区域的隶属关系明显，像一种军事化的组织，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但这种体制又容易造成市场分割，以邻为壑。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行财政分权体制和分税制，在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的同时，也加强了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使得市场分割的状况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尽管中央为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颁布了一些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但地方政府仍然保留了不少的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政策，特别是在那些对地方利税贡献大、吸纳就业比较多的行业，如烟酒、药品、汽车等行业，地区的“边界效应”仍然明显。实行“分税制”强化了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和财政创收的激励，在主体税种按生产地原则征税的条件下，为保护本地的资源、市场和税基而设置贸易壁垒，不仅造成重复政策和产业同构，而且导致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的保护主义行为。加上腐败现象和诚信缺失，更加提高交易成本，也阻碍经济发展。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导向改革，这种力量将形成一种推动市场整合的力量，造成国内市场一体化的趋势；而传统的行政化体制和后来的财政分权及其税制，则使地方政府的政策带有“逆市场”的特征，形成一种使市场分割固化的力量，造成阻碍市场一体化的樊篱。可见，行政化和大市场的矛盾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特殊矛盾。

为了实施大国经济发展战略，应该科学地处理行政化和大市场的矛盾，尽快改变市场分割状况，通过国内市场整合，形成规模巨大的国内一体化市场。第一，健全公平开放的市场规则，清除各种市场壁垒。通过深化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除各种妨碍国内市场一体化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禁止各类违规实行优惠政策的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和垄断，惩处不正当竞争行为，促进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建立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第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削减行政审批的权力。通过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改变政府行政权力过多过大的状况，大幅度削减政府行政审批事项，更好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特别是减少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的干预，使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制定保护主义政策，没有能力实现其通过市场分割在地区间分工利益的分配中获取更多利益的欲望。第三，加强法治建设，减少市场交易成本。通过增强法治思维，依法治理和惩处垄断行为，有效地反对地方保护主义；治理和惩处腐败行为，遏制和消除创租和寻租现象；治理和惩处失信行为，在全社会营造诚实守信的商业环境。通过各项改革措施，建设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使本土企业能够有效地利用规模巨大的国内需求市场，能够获得逐步减少交易成本的良好市场环境，从而形成吸引全球优质资源的优势。中央正在推进和深化体制改革，提出使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要实现配套的系统性改革，希望通过改革能够真正使体制发生系统性的变化。中央四中全会也讲到了法制环境，应该通过治理法制环境，消除腐败和减少交易成本，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为实施大国经济发展战略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