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一个很著名的思想家司马光,他在《资治通鉴》中列举了在“选贤举能”时会遇到四种对象:第一种人,既有能力又有道德;第二种人,只有能力没有道德;第三种人,只有道德没有能力;第四种人,又没有能力又没有道德。然后,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这四种人里面哪一种人是在选拔官员的时候不能选拔的对象。那个时候,有的人回答说,是不是不能选既没有能力又没有道德的人?司马光说不是,他认为有一种人是万万不能选拔的,那就是有能力但没有道德的人。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又没有道德又没有能力,大概也干不成什么太大的坏事,因为他终究没有能力;可是如果是有能力却没有道德的人,这麻烦了,很可能会干坏事,会破坏政治生态,这样的人是万万不能用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从一个人的道德自律到国家的道德治理,它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而在个人层面就是我们所谈的律己的问题。律己,通常是对一个人的人格做的一个很关键的评价,当然这种人格的评价跟一个人能力的评价是连在一起的。
当我们去做事的时候,通常做事要讲究步骤,讲究方法,甚至讲究韬略。为此,要去了解外部的境况和自己的限度,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人要有自知之明,我们要对外部的事物有所了解。所谓谋事在人,也就是说我们做事要有谋略,进而在实现我们目的的过程之中来呈现我们的某种境界。所以,我们说做人做官有艺术,或者是有办法的,是有韬略的,通常是对这个人能力的一个很高的认定。而这种认定,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和一个人所做的事以及做人的基本原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我想提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来理解为人处事的基本观点?恩格斯在晚年说了一句很感人的话,他说,“做人是一项很艰难的事业。”我读这句话的时候反复被这句话所感动。而且马克思恩格斯还告诉我们,人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存在物。人只要在这个世上生活,总是要不断地丰富自己,我们总是要想明天怎么样?明天是不是能更好?所以,我们总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去想一个更好的生活,而这个生活对于我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就是我们的生活要有一种追求,有一种目标,有一种理想,有一种指望。那么,这里就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词,叫做世界观。
什么是世界观?很多朋友说这个词太简单了,我们很早就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概念,是我们关于世界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我们怎么能够形成对这个世界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
当我们谈到世界观,当我们对这个世界有看法和观点的时候,前提是要去观世界。我们怎么观世界?比如说,这有个茶杯,我们观这个茶杯的时候,我们是在茶杯的里面去观察呢?还是在茶杯外面去观察?我们是在茶杯的外部去看它,内部我们看不到,也进不了它的内部。我们是在茶杯的外面去看它,所以我们说我们是茶杯外部的对象。
现在我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看世界?你是在世界之中看世界,还是在世界之外看世界?有的朋友说,我在世界之外看世界,那就是超人。你怎么在外面看到这个世界呢?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终究是在这个世界之中看世界的。
那现在的问题来了,你在世界之中怎么看自己?有的朋友说,那还不好看吗,手机打开,不要把它点亮,对着自己一看就看到了,或者把化妆盒打开,拿着镜子看一下就看到了。我们是这样看自己吗?通常不是。我们要靠外界的评价来看自己。而且我们知道中国人有个传统文化,是很谦逊的。当他者给予你一个比较高的评价的时候,你不仅表示高兴,而且觉得要谦虚一下实际上自己并没有那么好。可是,你一谦虚,人家可能更觉得你这个人很好,因此你不仅得到很高的评价,而且还有一个高尚的美德,这是一种双重的赞赏。换句话说,我们在世界之中看自己的时候,是通过外界来看自己的,是通过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来看自己的。
现在我的进一步问题是,看你的那个外在的人变化吗?随着时代的变化他变化吗?我们自己变化吗?我们周围的环境变化吗?都在变化。那我们怎么看自己?这实际上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当然也包括理解我们自己的一个真正的难题,所以才有一个自律的问题。只有自律,我们才能真正看得懂自己,才能真正看得清自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通过做事,进而通过别人的评价来理解我们自己,才成为一个做人的问题。当做人和做事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当然就存在着做领导或者做官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内在一致的辩证过程。当我们把这个过程理解清楚的话,实际上就成就了我们个人的哲学学养和政治素质。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实际上归根结底谈到的是一个人对世界、对自己以及社会的一个价值观念,它反映的是一种价值观。所以,我们经常谈到的一点:做人要清醒,做事不任性,做官不妄为。为此,就要在人格上自重,在思想上自省,在精神上自觉。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它需要一个人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而且这个要求又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我们长期坚守一种做人做事的原则不是那么容易的,而这在很大的意义上就决定了我们能否成就自我。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生活中进行做人做事的各种不同的评价,归根结底是一种人生的选择。因为价值观的形成,它使我们能够在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就是你既可以选择这么做,也可以选择那么做,如果说没得选,那就不存在律不律己或者修不修身的问题。问题是有的选,既能做得好,也能做得不好;既能有所价值,又能没有价值。而你选了做得好,选择有价值,那么就成就了自己,从而使自己的行为体现了价值。所以,我们可以踏实地求索,可以艰难地跋涉,甚至可以变通地运作。但是,如果没有价值观的支撑,我们就极易变成无根的浮萍。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随便。这个词可能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特别是到一个饭店的时候,现在已经不是物质匮乏的时代了,我们都没有那么强的饥饿感,当一个朋友问你今天吃点什么?你回答,随便吧。你又问对方说,今天你觉得吃点什么好呢?他也说,随便吧。然后服务员站在旁边就不知道记什么,因为你们说的是一个没有办法记下来的东西。后来,他们发明了一道菜,这道菜的名字叫“随便”。我特意去那个饭店点了一次“随便”。我发现什么是随便呢?用那天有什么菜就随便炒一下,这叫随便。两个人或者多个人到了饭店里面,今天吃什么呢?随便。服务员就记下来了“随便”。请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当你对这些事情不在意乃至不选择的时候,你已经做出了选择。比如说,有的人说无所谓,怎么都行。这就是选择,不是没有选择,而是一个不选择的选择。当别人有所选择,而你不选择的时候,那可能就应该他做得好,就应该他获得认可,就应该他在变化丰富多彩的时代实现他自己想要的人生。这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我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去年到一个地方去讲课,发现当地有一张报纸在谈怎么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觉得这个做法有点意思。这个报纸是每周做一个介绍,把我们理想的价值观落实在每个人的一言一行和每一天的生活琐事之中。于是,我就把报纸的一张拍了下来,我们看它这一周七天,而且这只是365天中的七天。第一天,捐10块钱支持免费午餐;第二天,陪父母看场电影;第三天,看望一次孤残儿童;第四天,夜深时调低电视的音量;第五天,和同事分享方法和技术;第六天,开车系好安全带;第七天,打印、复印节约用纸。好像都是不能再小的事情了,但是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做一件这样的事情,日积月累,善莫大焉。不要看这些都是小事,如果我们每天都不做的话,长久以后,我们可能也就没做多少真正值得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每个人每天可能有规划,这个规划本身就是律己的过程,就是修身的过程。哪怕就那么一点小事,你做长了,就感受出来了。而我们不是每天都会做这些事情的,而且我们的价值观有的时候在我们的表达之中,不见得让我们感觉到真正实现了律己或者修身的过程。
我举个例子,这是从一个孩子的生活中去理解我们自己。有一次我到去游泳,在泳池边,我无意间听到两个小朋友对话。第一个小朋友拿了一个很漂亮的游泳圈问第二个小朋友,说:“这是我的游泳圈,你的呢?”我们体会一下,这个小朋友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潜在的动机或者潜在的目的?对方什么样的回答能让他感到内心的满足呢?大概他想要听到的是:这个游泳圈太漂亮了,你能借给我用一用吗?然后他就会选择我借给你或者不借给你,他就感到很快乐。但是,对方说了一句让他内心受到冲撞的话,以至于不仅没有获得赞扬,还感到了“羞辱”。对方的回答是“我会游泳,不用游泳圈”。第一个小朋友内心获得很大的打击,本来我想炫耀一下,结果不仅没有获得满足,对方还有一个我不具备的能力,被“羞辱”了。如果像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反思了,我本来就不应该去炫耀,我本来就应该跟人和谐相处。如果我们用中国人的文化涵养把这个事情圆回来的话,我们怎么说呢?我们通常会说,我不会游泳,你能教教我吗?但是第一个小朋友当时很恼火,他说了一句很任性的话,我听了大吃一惊。他说,“我不会游泳,但是我可以打死你”。然后,第一个小朋友就追着第二个小朋友,两个人就打闹起来,当然不是真正把他打死了,而是开心地玩闹。但是我是一个搞理论工作的人,我就对这个事情进行语言分析。一分析,我大吃一惊,因为这里面蕴含着一个很可怕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如果你不赞美我,我就要消灭你。这个事情太任性了。或者你赞美我,或者我消灭你。当然,在历史上、国际关系舞台上,这种逻辑是常见的,但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让我大吃一惊。这让我们认识到价值观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阵地,我们如何理解修身和律己的问题?当然孩子的事情,我们通常会往成年人身上去想,孩子的成长环境,包括我们成人的世界中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思维逻辑。
还是一个孩子的故事。我们小的时候都会被问一个问题,就是你长大之后想干什么?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小朋友说要做科学家,要做一个工程师,要做一个市长……我们发现孩子会有一个目标,而那是在他看来是比较体面的目标。前几年《广州日报》的一个记者采访一个小学生,他问这个小学生说长大后想干什么?这个小朋友给他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回答,是“我想当贪官”。记者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当贪官?小朋友更直白的说,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后来其他的一些传媒,特别是网络平台对此进行了跟踪研究,讨论为什么这个孩子会给出这样一个答案呢?有一种观点说,他大概是《皇帝新装》中的小朋友,道出了别人不敢说的东西。有人说,这就是孩子一句无心的话,不要想太多。也有人说,生活环境可能变化了,对孩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人们争论不休。但是这呈现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律己和修身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安放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小事是不被人们注意的,但在很大意义上反映了律己的问题。比如说,第一种,很多人到什么地方去特别愿意在墙上记一个他自己的名字,叫“某某到此一游”,特别是在文物古迹上做破坏性的“工作”,实际上是很不好的。我最近还发现有一些人不写自己到此一游,他写别人到此一游,总之都很不道德。再比如说随地吐痰的问题,公共场所没有秩序的问题,还有不知道是真的乞丐还是假的乞丐的问题,这些都困扰着我们的精神世界。所以,我们经常用“勿以恶小而为之”来谈这个问题。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是常见的,它更多的是修身律己的问题。
在一种比较大的意义上,我们讲律己的问题,实际上是面对着我们社会生活中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就是食品安全的问题。我是比较早的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而且我发现有这么一个逻辑的链条。一个制作三聚氰氨奶的人,我基本上认为,他不会把三聚氰氨放到奶里之后很开心,然后立即给他的妈妈喝。我估计一个做三聚氰氨奶的人通常不这么做,他是不会喝这个奶的。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做了之后对他自己无害。而另一个做地沟油的人也绝对不会炼出油来立即煎一个荷包蛋给他的孩子吃。还有比如说一个制作农药残留蔬菜的人,他自己还有一个后花园,种自己吃的东西。且不说这些人自己最终对自己是不是造成了一种危害,仅仅在他假设可能对自己不造成危害的情景下,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个判断就是,一个做三聚氰氨奶的人很可能吃到地沟油和农药残留蔬菜,一个做地沟油的人很可能喝三聚氰氨奶、吃农药残留蔬菜,一个生产农药残留蔬菜的人很可能吃地沟油、喝三聚氰氨奶。而且食品安全的问题绝不只是这三种,太多了。这就是当一个人不能律己的时候,实际上就害了自己。这是我们用食品安全情景为例做的一个比方。日常生活中这种情景实际上是非常多的。自律实际上不仅对自己非常有好处,在很大的意义上讲,它对我们生活环境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受益的。所以,当每个人看起来好像都很聪明的时候,那就是总体上的不聪明,我们就会感到非常地困惑和惊愕。
严以律己要求我们有自知之明。这个漫画是一个小孩在一个跷跷板上,旁边有一个说明。这个说明讲的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个高点,来来回回许多次,却发现站上高点是多么的困难。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个高点,在这个小孩的视野中,哪个是高点?实际上,对面的那个点是他看得到的高点。可是他一到对面之后,跷跷板就落下来了。落下来之后,他又发现一个高点,还在对面,然后他又急急忙忙往那边跑,跷跷板又掉下来。然后他又发现一个高点,又急急忙忙往那边跑,来来回回许多次,发现站上高点很困难。有没有一种情景可以让这个小朋友站到对面的那个点上?应该有很多种可能,比如说,对面有一个人托举着他,他就可以站上去。或者有一个人坐在对面的跷跷板上,那个人的体重足够可以让他站起来。如果没有外力的扶持,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说,他唯一能够站上的高点是哪个点?就是中间那个点。所以,我们对自己有所判断,才能有所谓自律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了解自己,要有自知之明,然后才能涉及到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而这个小朋友来来回回许多次,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任性而为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很不可取的。
在谈立身之本问题的时候,严以律己归根到底是做人的问题。而做人如果不是一个空泛的强调,那么实际上它就要在做事之中体现出来。当做事达到一定的境界,就有所谓做领导、做官的问题,实际上它是一个内在统一的过程。这种过程有一个根本性的要求,就是一个人内在的修养和自律的问题。当他的内在修养和自律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有做领导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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