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必先安内”的恶果之举国反对蒋“不抵抗”政策

编者按：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早已被历史证明是一个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失败政策，当时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蒋介石被迫放弃了这个政策。但近年来，网上为此政策辩解的各种文章和评论大量涌现，并获得了大批“蒋粉”的“顶”和“赞”，历史虚无主义扰乱人心。为正本溯源，宣讲家网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做出了历史的辨析，推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恶果》系列文章，请您关注！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执行“安内必先攘外”的政策是坚决的、毫不动摇的。

在第一次“围剿”中，满洲丢给了日本；

在第二次“围剿”中，上海遭到侵犯；

在第三次“围剿”中，热河沦陷；

在第四次“围剿”中，丢了冀东；

而在第五次“肃清残匪”中，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又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注：这个时间似乎有问题，这些事都发生在第三次“围剿”之后）。

于是，全国人民不干了。

东北沦丧，让百万里锦绣江山蒙羞，让三千万东北父老伤心，让一切爱国人士愤怒。一时间，全国舆论汹汹，举国反对“不抵抗”政策。

在东北，马占山率先反抗，发动江桥抗战。随后各地义勇军风起云涌。到1932年秋，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一年后，东北各地义勇军达到30万人，东北各日本工厂的工人也纷纷罢工，如沈阳兵工厂3万多工人拒绝为日本人制造屠杀中国人的武器，纷纷离厂。

在上海，35000名码头工人拒绝为日船装卸货物，并组织“上海市日商码头工人抗日救国会”，建立纠察队，严禁国人到码头取日货。20余家日本纱厂工人组织了“工人抗日救国会”，并参加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组织义勇军，呼吁“政府对日宣布绝交，准备武力，与暴日决一死战”。上海大中小学教师成立“上海教育界救国联合会”，上海大学教授成立“上海教授抗日救国会”，上海律师公会也通过了对日经济绝交等决议，“文化界反帝抗日同盟”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都发表声明，抗议日本侵略，抨击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十九路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上海人民全力支持，出人出钱出力，组织救护队、担架队、慰问队等。

1933年3月，宋庆龄等人成立“国民御侮自救会”，要求政府武装民众，恢复华北、东北等。同时，宋庆龄还抨击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这种卖国行为谁负责任呢？是蒋介石政府。为什么呢？这个政府用他的主要军队打中国人民，不肯组织义勇军来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

在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及到南京请愿的各地学生到南京政府外交部请愿，两三月间就达五六万人之多，大家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对日宣战。有一次，游行学生冲进外交部，打得外交部长王正廷头破血流。全国各地人民纷纷发电报质问和警告南京政府，据顾维钧（时任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回忆：“我不但受到学生团体和代表们的质问，而且受到潮水般的来自全国的电报质问……我记得江苏省同乡会发来的一封电报，表示反对直接谈判，并且警告我，如果我不改变态度，就要毁掉我的祖坟。”挖祖坟是中国传统上最恶毒的报复，可见中国老百姓对政府不抵抗政策愤怒到了什么地步。不知道那些说中国老百姓麻木、民族意识低的人怎么看待群众这种自发的行为。

12月5日，北平学生5000余人组成“南下示威团”赴南京请愿，在教育部门前遭到军警宪兵的镇压，造成一二·五惨案，这更引起了全国学生的愤怒，随后，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示威团”一万多人又到南京请愿。

在北平，1931年9月22日，“北平各界反日救国大会”成立并通电全国，号召拒绝日货，对日经济绝交等。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学学生数千人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运动掀起了全民抗日救亡高潮，上海、武汉、河南、广州、济南、青岛、成都、香港等地的学生运动也风起云涌，海外华侨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根据阎丽《70周年回望：抗战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理》一书整理（暂未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