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与“四个全面”提出和形成的历史过程（4）

三、“全面依法治国”提出和形成的历史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法治。1978年12月，邓小平就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20)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21)。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22)。党的十七大提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强调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3)。如果我们认真细致研究党的十八大报告就会发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法和概念，在十八大报告中正式使用并出现。不仅如此，十八大报告的第五部分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专门列了一个问题来阐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推进依法行政，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24)

由此我们看到，党的十八大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已经作出了部署。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主题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5)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任务看，四中全会的部署是对依法治国的全面部署、系统部署，而且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建立一整套基本定型的制度体系，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谋，为中华民族子孙万代计。

以党的十八大作为一个主轴，向前展开，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是“姊妹篇”，或者换一句话也可以说，“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是“姊妹篇”，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我们注意到，在“四个全面”中提的是“全面依法治国”，而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提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也是表述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四个全面”中的表述少了“推进”二字。我以为，这两个概念和提法可以交叉、交替使用，如果单独讲这项工作是可以继续使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法的，这给人以动态、运动、前进之感。比如，今年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继续使用这个提法(26)。在表述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时，省略“推进”二字，使用“全面依法治国”这个提法，则更加精准、精确。这个使用就如同我们将十八大报告中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简化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做法和道理是一样的。

从党的十八大我们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这项工作提出要求，到四中全会确定为中央全会的主题，专题研究，整体部署，大力推进，形成了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完整工作思路、方针、措施和部署。四中全会的决定也涉及众多改革问题，具体改革项目有190多项。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和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形成了“破”和“立”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四个全面”中的第三个“全面”即“全面依法治国”，它也直接来源于、来自于党的十八大。这也是毫无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