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立制”问题（2）

儒家文化与“汉承秦制”的整合，其要义是把儒家的崇尚道德、以民为本的思想输入到这套制度中，通过正君心、正朝廷、正百官来实现这套制度的正常运转。然而，先秦儒家可以直言不讳地提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而秦以后的儒家在“大一统”的君主集权制下则已失去了这种直言的条件，此所以汉儒有“屈君而伸天”的“灾异”“谴告”之说，其目的是要以天神的权威来节制君权，而其效果则是很有限的。在君主集权制下也有谏议制度、经筵制度等等，其效果取决于君主是否英明。如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魏征敢于犯颜直谏，受到太宗的赞赏，而魏征则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贞观政要·任贤》）在历史上像唐太宗这样的“明主”毕竟是太少了。宋代的二程和朱熹都曾把“格君心之非”视为治世的“大根本”，他们在哲学上讲“天者理也”，而在给皇帝上书言事时也不免要讲“灾异”“谴告”（参见程颢谏止新法的《再上疏》、程颐的《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朱熹的《论灾异劄子》等）。程颢在熙宁变法时任监察御史，他在连上几道《谏新法疏》后就被罢贬。程颐和朱熹都曾担任皇帝的经筵讲席，虽然他们“潜思存诚”“毕精竭虑”，但程颐在经筵仅岁余就被罢退，而朱熹担任经筵仅只46日。曾受到程颐教育的宋哲宗在亲政后制造“元祐党案”，程颐被“放归田里”，后又因哲宗“怒颐为甚”，遂诏“放归田里人程颐送涪州编管”。朱熹则在南宋的“庆元党禁”中被诬为“伪学之魁”，在他去世20多年后才获得平反。

程颢曾经说：“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二程遗书》卷一）所谓“把持天下”就是把天下视为私有，这是与儒家的以民为本“公天下”的思想相违背的。程颐也曾评论君主制的得失：“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择一人贤于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与子。论其至理，治天下者，当得天下最贤者一人，加诸众人之上，则是至公之法。后世既难得人而争夺兴，故以与子。与子虽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二程遗书》卷十八）虽然这种评论就像君主制本身一样，都带有历史的局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君主世袭制并非儒家所理想的制度，特别是对秦以后的君主集权制，儒家一方面与其相适应、相协调，另一方面也对其采取批判的态度。在这种制度下，儒家文化既发挥了从事道德教化、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同时也受到了这种制度的限制和束缚。《朱子语类》记载：“先生多有不可为之叹。汉卿曰：‘前年侍坐，闻先生云：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兵随将转，将逐符行。今乃谓不可为。’曰：‘便是这符不在自家手里。’”因为这“符”（权力）操在君主的手中，故而朱熹在晚年“多有不可为之叹”。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总结秦以后的历史教训，指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而秦以后则“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他一改传统儒家“有治人而后有治法”的主张，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他所说的“治法”就是要建立一种“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的制度。他所著的《明夷待访录》包含着以权力来制约权力的思想，可谓中国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而这部书对中国近代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也确实发生了重要影响。

如今，民主、自由、平等已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可以肯定，中国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优秀传统，在现代的民主制度下更能够发扬光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