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指南（2）

然而，为克服现代化建设对组织化诉求与传统小农社会一盘散沙特点矛盾，中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位社会体制，形成了社会一元化的高度整合，从而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组织化基础。社会基础组织化诉求与措施，导致了两方面后果：一方面是使社会的高度一元化，社会主体性被严重削弱；另一方面是使政治的高度集中化，导致党政不分，进而使国家主体性严重削弱。这两方面后果就使政党原则成为了国家与社会的建构与运行的唯一逻辑，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主体要素也严重萎缩，社会要素严重缺失，国家要素刚刚生成也开始萎缩，最终中国共产党自身也陷入了危机。文化大革命爆发，标志着中国政治文明形态陷入了扭曲与危机。

如果将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间独立出来看，我们似乎认为这一时期存在着比较多的问题：在建立国家根本与基本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之后，政治上很快就陷入了反右运动以及由此导致的党政不分，直至最后的文革爆发，经济上和社会上很快就建立了所谓人民公社与大跃进以及随之导致的经济困难，直至最后文革爆发后的经济发展相对停顿。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一阶段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这些问题出现，在政治上是为了寻求国家制度背后的人民主体性内涵的实现方式而做的探索所导致的，在经济和社会上，是为了满足现代化建设对组织化诉求所导致的。另一方面，这一阶段整体上为现代化建设与整体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总之，这一阶段不论是从经验和成果上，还是在教训和反思上，都为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改革开放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要素生成

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之间这一段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既有经验和成果，也有教训与不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建设来说，从教训来看，我们认为有以下两点值得思考：一是现代化建设的组织化逻辑需要与政治形态整体要素发展结合起来考虑，否则，就可能使组织化逻辑走向极端，导致整体发展的陷入危机。二是中国政治发展必须遵循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必须重视政治形态各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推动政治形态的各要素平衡发展与整体关系构建，否则也将导致整体政治发展的失衡。

正是在总结与吸取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经验与教训，中共中央做出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决定。通过拨乱反正，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从政治建设角度来看，进入了政治文明形态复原阶段。通过改革开放，在政治上，推动以党政分开目的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上，推动以市场经济为诉求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而使复原阶段，不是单纯的复原，而是以改革方式实现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复原。

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政治文明形态复原阶段结束，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既主体要素生成阶段。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作为现代社会的基因——市场开始嵌入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强调契约以及契约双方主体平等内涵，使中国社会主体的主体性生成有着制度性基础，由此导致在经济领域开始实现基于市场的自我组织化，并在此基础上，使主体性生成与自我组织化有着溢出经济领域进入其他领域的可能。

基于契约的市场经济运行，按道理就应该遵照公平与公正原则，但是在现实中市场运行，并非就有能够做到公平与公正，这就要求有一种现实力量来保证其实现。对于国家存在的条件下，这种力量应该由国家权力来扮演，而国家权力也可能导致不公平，这就要求有一个对各方都遵循的规则来保证，这就是以国家权力为支撑的法治力量。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发展，内在要求法治建设发展。因此，党的十五大就提出了依法治国，从而标志着现代国家的建设开始遵循现代政治方式，得以全面发展阶段。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生成，是遵循着党建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逻辑的，因此，政党是处于领导与推动作用的。然而，反过来，政党要能够做到有效与持续领导，就必须根据国家与社会发展而不断推动自身创新与发展。因此，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依法治国提出，意味着社会与国家开始发展，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也必须进行创新与发展。于是，党的十六大就提出了“三个代表”，推动中国共产党根据市场经济与依法治国背景下进行创新与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社会两极分化现象开始出现，社会主体性也不断增强，随着互联网普及，基于利益、兴趣与价值的人们在网络空间中或物理空间内结成了各类社会组织，这就使社会开始实现自我组织化。这就标志着现代社会的基础开始生成。为此，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并针对不断生成的具有较强主体意识的社会力量，提出了创新社会管理体系的任务。

至此，作为现代政治文明形态的结构性主体要素的现代市场、现代社会（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看来，市场与狭义社会也可统称为社会）、现代国家和现代政党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基本生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