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长“牛气冲天”的背后,是权力过于集中。全面深化改革,要限制的绝非仅仅是“处长权力”,而是解放公权力。
“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前不久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终于发火了。
总理发火赢得一片叫好。早些年,企业界就曾对处长“把关”怪象表达不满:想要经营好企业,首先要“经营”好部门,“经营”好部门,必先“经营”好处长。不少人把这种“经营”戏称为“处长经济”。
处长的权力究竟有多大?说出来吓死人。
几年前落马的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综合处原处长匡新,曾任民航处处长十几年,坊间称之为“中国十大最有权力处长”之一。一位副省级领导找他,也要在外面等着,直到他玩电脑游戏“Game Over”(游戏结束)才出来;某副省长被他呵斥之后,依然唯唯诺诺一直站着说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处长“牛气冲天”的背后,是权力过于集中。一两个处长“牛”,不妨看作个例;几十个处长“牛”,也可以看作局部;成千上万个处长“牛”,一定是机制上出了问题。处长以公权换私利,大捞个人好处,可谓“处长经济”;处长办公慢慢腾腾,为官做事效率低下,可谓“处长行政”。从省市机关到国家部委,倘若处长“流程”漫游成惯例,“会签”卡壳见怪不怪,那又算什么?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处长政治”了。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称:很多人说处长在“统治中国”。
当然,处长行列中不乏清正廉洁、踏实做事的优秀干部,他们不该被“贴标签”,也不该被“污名化”。康熙年间,“处级干部”、江苏吴江县令郭琇起初在贪官巡抚余国柱手下做事,向农民乱摊派,向商家乱伸手,“官声”并不怎样。清官汤斌担任江苏巡抚后找郭琇谈话,郭琇痛改前非,下大力治理腐败,为老百姓勤恳做事,三年间吴江大变样,郭琇由此获“治行为江南最”的评语。
同一个郭琇,为何在余国柱手下走歪路?而在汤斌手下却成好官?倘若用《二程集》中一句话来回答,那就是“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
今天,“过于集中”的权力无疑已经成为改革路障。彻底清除改革路障,标准只有一个:循“公”废“私”。
循“公”,意味着简政“放权”不能注“水分”——“错放”是不负责任,“空放”是形式主义,“乱放”是不讲科学。废“私”,要求提高行政“效率”不能只是“口号”,要有“硬杠杠”——为官乱为是腐败,为官不为也是腐败。
眼下,有必要问一句:处长的权力从哪里来?
根据《国家公务员法》的规定,领导职务层级划分为:国家级、省部级、司厅局级、县处级、乡镇科级,各级分为正副职。从正国到副科,一共十级。“位置不上不下”“权力不大不小”,这是处长给人们的“第一印象”。
从职务层级上看,处长通常并不具有决策权,而只是决策后的具体执行者,签字决策权在司局长甚至更高级别的官员手中。然而,作为上情下达的“中间层”,处长拿出的“意见”往往最有分量。结果,权力在处长这个“政策的执行者”手里发生了变异:“县官”不如“现管”,“官大”不如“管大”。
改革再出发,绝非只是拿处长“开刀”,要限制的也绝不仅仅是“处长权力”,一切不利于改革的路障不仅要清除,根子要拔掉,土壤也要清理。如果根子还在、土壤不清理,即便“处长经济”“处长行政”“处长政治”清除了,将来还会有“科长经济”“科长行政”“科长政治”滋生,甚至会有“司长经济”“司长行政”“司长政治”作怪。
“现管”戒除私念,“管大”以公为大,公权力才能获得解放,改革才大有希望。须知,“带长的经济”不除,改革必然受阻;“带长的行政”照旧,改革必走弯路;“带长的政治”当道,改革难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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