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2）

中国革命失败，反对派攻击斯大林更凶。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连写了几篇文章〔185〕驳反对派，其中对中国革命的理论的分析，形势的估计，许多是不合实际的。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先后都离开革命阵营了，但是中国的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并且有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在共产国际、斯大林的理论分析和形势估计的影响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就搞了盲动主义，号召到处暴动，认为革命形势还是高潮。在组织上，处分了不少人，最主要的是开除谭平山〔186〕，对毛泽东同志和我们这些人都有处分。十一月中央会议决定组织广州暴动〔187〕，也没有明确的方向。参与指导广州暴动的有一个德国人，还有一个苏联人。广州暴动失败，太雷同志牺牲后，中央把立三同志派到香港去领导广东的工作，这时是盲动主义的最高峰。盲动主义在广东搞得最厉害，广东干部牺牲得最多。当时的路线，根本没有接受上海、南昌、广州暴动的教训，仍然要到处搞暴动，结果使革命力量特别是白区革命力量受到了很大损失。当时在组织上还搞了一条，叫作领导干部工人化，使领导机关更加混乱，宗派性增加了。这个根也是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的。

现在讲一下中共六大〔188〕。六大是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的决议召开的。中共有一个代表团，其中有向忠发〔189〕等人，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六大的召开，首先去的代表就有问题。当时强调工人化，在七十五个代表中，有四十一个工人，后来叛变的十六个代表中，有十四个工人。当时共产国际指导六大工作的人，一个是布哈林〔190〕，还有一个法国同志，还有陶里亚蒂〔191〕，但做实际工作的是米夫〔192〕。在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只强调工人成份，中央委员二十几个人中，很多是工人，而当时党内真正有威信的同志有些没有被选入。会后，瞿秋白〔193〕、张国焘留莫斯科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六大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任务（反帝反封建）等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阶级关系等问题则作了不正确的分析，认为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叛变革命了。在土地问题上，只提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农民代表会议处理；对军事问题没有强调指出。六大后，中山大学里以王明〔194〕为首的宗派，集中力量反对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中山大学是一九二五年在莫斯科创办的，米夫做副校长，吸收了大革命时期党的一些干部和青年去学习，其中有王明这么一些人，还吸收了国民党的一些左派。在中山大学内，宗派斗争很厉害。六大后，中山大学的宗派斗争继续发展。王明宗派反对中国代表团，实质是反对党中央，认为中国党的中央不行了，要换人。到了一九二九、一九三○年，再加上联共（布）清党的影响，就搞得更混乱了，对有一点可疑的就开除，还流放了一部分。

六大以后，共产国际派了一个波兰同志和一个德国同志来中国。到了一九二九年，共产国际陆续来了四封信。第一封信的内容是反右倾，第二封信的内容是反对联合富农，第三封信的内容是赤色工会公开，第四封信的内容是反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195〕和第三种力量。这四封信，对立三路线都有影响。第四封信就号召中国搞政治罢工，准备革命，说直接革命形势快到了。

我一九三○年三月动身去共产国际。七月，我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在中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很重视。当时产生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共产国际的决议还附了东方部的六个决议〔196〕。斯大林说，这么多决议拿到中国太多了，作为草案拿去吧。国内，六月十一日产生了立三路线。立三路线提出，要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全国革命的开始。同时在全国布置暴动，并提出夺取武汉、南昌、长沙等大城市的计划。后来打下了长沙，于是在八月一日、三日，在上海连着开了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立三说，打下武汉再和共产国际算帐。立三路线持续时间只有三四个月，但使很多地方的党组织受到很大损失，所以，九月就开了三中全会。三中全会还有“左”的东西，因为三中全会是传达共产国际上述决议案的。会上，向忠发和我做了报告，秋白做了结论，立三发了言。会上对立三的批评很尖锐，不过后来在会议决议上写的并不那么尖锐。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些错误，例如批评了何孟雄〔197〕，也批评了陈绍禹（王明），这些批评，也有对的，也有错的。三中全会补了一批中央委员，就是没有补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向各地派“钦差大臣”，从三中全会就开始了。当时，共产国际说中共中央不重视苏区，所以中央就往苏区派了不少人，使苏区受到了影响。

一九三○年十月共产国际来信，说中央不对，是调和路线。王明他们就闹起来了。米夫一来，更造成了党内的危机。王明写了小册子〔198〕，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撤换中央的领导。所以，召开了四中全会。四中全会，我们起草了决议，不被采用，米夫自己起草了决议。三中全会是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四中全会也是根据这个决议案的，再加上国际的信，用极左反对立三路线的“左”，作了决议。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小册子更加发挥了作用。他站在更“左”的立场来反对立三的“右倾”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形成了更“左”的路线，再加上中央几个负责人叛变，使我们党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一九三一年八月，米夫回去了。共产国际的八月决议批评了三中全会，说四中全会中，中国党更加健全了。实际上，四中全会后，中国党更加混乱了。四中全会把我保留在政治局，把秋白去掉了。以后，王明到了共产国际，张国焘、陈昌浩〔199〕到了鄂豫皖苏区，我到了中央苏区。当时，中央只留少数人，多数派到各地去，抓各地的权。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临时中央。这个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是批准了的。临时中央有一个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又有一个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当时要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要求攻打中心城市，对于正确的同志，如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指责他们“右倾”。宁都会议〔200〕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的领导被取消了。一九三三年又反对罗明路线〔201〕，反对邓、毛、谢、古〔202〕，正确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当时在军事上有个李德〔203〕，他虽然是个顾问，却成了太上皇，他说了算。他和博古〔204〕的军事路线相合，一直搞到遵义会议。当时的军事路线执行的结果是退出江西，被迫长征。现在看来，当时不退出江西是不可能的。到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才在军事上纠正了错误路线，挽救了中国革命。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有了遵义会议，虽然长征中受了损失，又遇到了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但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战胜了狂风巨浪，克服了党内的危机。

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导在中期是有很大错误的。中国党在这个时期犯了那么多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了那么大的损失，我们中国人当然要负责，但与共产国际有很大的关系。

（三）共产国际的后期（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三年）。

这个时期，中国党与共产国际联系少了。一九三五年七八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斯大林更多地注意国内问题，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206〕领导。当时通过了一个决议，说国际执委会要把工作重心转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一般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当时，共产国际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国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合。西安事变〔206〕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西安事变，我们处理得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时期，中国党由毛泽东同志当家了，但是共产国际对我们中国党还有影响。主要的问题是第二次王明路线〔207〕。一九三七年年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说他跟斯大林谈过话。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中国优秀青年的总汇。王明回来后，主持了长江局，蒙蔽了一批人，搞了第二次王明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虽然时间不长，但对北方，对新四军，对上海，都有影响。第二次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不无关系。斯大林信任王明，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关系也好。后来我去莫斯科对季米特洛夫谈王明的错误，季米特洛夫听了还表示惊讶。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在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个新的局面。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很多干部逐渐觉悟了，王明就逐步地孤立了。当时蒋介石也不要王明，连个部长都没有给他当。毛泽东同志说，要是给他一个部长当，也许情形更坏。

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由于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资本主义各国党处境很不利，思想也很混乱。毛泽东同志九月一日有个《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208〕，我把它带到共产国际，发给各兄弟党。共产国际很称赞，说中国党领导正确，给了他们很大支持。

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内部事务还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组织上也还有些干涉。但这个时期比共产国际初期对我们党的干涉少，比中期就更少。后来战争打起来，对我们党的干涉就很少了。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到了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就解散了。

＊这是在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所做报告的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