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在建党初期

陈望道（1891～1977），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位党员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1920年4月首译《共产党宣言》，1921年6月参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党成立后任中共上海地委书记，后任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代理校务主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任期长达25年。

首译《共产党宣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年仅28岁的陈望道匆匆从日本回国。

回到浙江杭州，经沈仲九推荐，陈望道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了国文科教员。他在这里工作了半年多，主要从事国文和国文教育的改革。1919年末，因改革酿成“一师风潮”，陈望道不得不选择了离开。

1920年3月，陈望道接到了邵力子的一封来信，从中得知星期评论社的戴季陶要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消息，并给了他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和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于是，陈望道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着手翻译工作。

在1919～1920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报纸上已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著的《共产党宣言》的章节和片段，但还没有一个人把它全文介绍到中国来。戴季陶很想自己来完成这一工作，但又觉得力不从心。因为他认为要完成这本小册子的翻译，起码得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了解，二是至少得精通德、英、日三门外语中的一门，三是有较高的语言文学素养。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日语、汉语的功底又很深厚，所以邵力子推荐他来完成这一翻译工作。陈望道躲在柴屋内，没日没夜地译书。由于夜以继日地工作，陈望道消瘦了许多。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特地包了粽子，配上蘸食的红糖，给他补身体。过了一会儿，母亲进来收拾碗碟，却见陈望道满嘴墨汁。原来他全神贯注于斟酌字句，竟将砚台里的墨汁当做红糖蘸着粽子吃了。陈望道在花了比平时多五倍的工夫后，终于在1920年4月底完成了翻译工作。

5月，村里人进城，给陈望道捎回来了一封电报：星期评论社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的编辑工作。于是，陈望道带着翻译完的译稿来到上海。到上海后，住在三益里李汉俊家，并把译稿连同日文版、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了李汉俊校阅。李汉俊校完后又给陈独秀再校，最后由陈望道改定。原准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但该刊因进步倾向被当局发现后勒令停办。直到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共产党宣言》才由又新印刷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得以出版。此书首版仅印1000册，全部送人。因为8月版《共产党宣言》的书名错印成《共党产宣言》，所以9月再版重印1000册，同时把书名改正过来。

由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继又新印刷所之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长江书店和新文化书社等出版单位又相继大量出版《共产党宣言》，到1926年5月已是第十七版了。1938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又出了再版。在陈译本出版10年后，华岗的译本于1930年由中共地下出版机构上海华兴书局出版；成仿吾、徐冰的译本则在陈译本出版18年后，于1938年8月由延安解放社作为“马恩丛书”的第四种出版。

陈望道首译的《共产党宣言》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思想理论上的准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1920年8月在上海读到了陈译的《共产党宣言》，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对陈望道说过：“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共产党宣言》流传到国外，对当时在国外勤工俭学的青年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邓小平就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读到《共产党宣言》的。邓小平曾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