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和国际环境（9）

原驻徐州的军阀张勋利用段祺瑞同黎元洪之间的矛盾带兵进入北京，并于7月导演了拥戴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重新称帝的又一出复辟丑剧。在举国声讨下，原想利用张勋倒黎的段祺瑞，以武力粉碎这次复辟，并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居，执掌北京政权。但他仍拒绝恢复民国元年的《I临时约法》和国会，而用他自己炮制的御用国会装点门面，假共和之名，行军阀专政之实。

这时的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掌握北京中央政权，并统治山东、河南、安徽、福建、浙江等省。以冯国璋和他的继承人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则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台，统治直隶(1928年改称河北)、江苏、江西、湖北等省，并同皖系争夺对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统治东北三省，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扶植下，逐渐把势力扩张到关内，同直、皖两系争夺北京中央政权。此外，各地还有一些不属于北洋系统的军阀。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都把军队当作自己的私产，凭借手中的武力实行军事专政。官僚、政客和土豪恶霸则是他们所依靠的主要社会力量。为了巩固和扩大地盘，并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各派军阀之间进行着频繁的争夺以至战争，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这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

从袁世凯到段祺瑞的历届北京政府，都受帝国主义列强操纵。北京政府的财政，主要依赖外国政府的借款来维持。截至1919年5月，各派军阀公开或秘密举借外债180多次，数额达银元8亿元以上。为了借到外债，他们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权益，包括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银行投资权、内河航运权，以及关税、盐税、烟酒茶税、米捐等大宗财政收入，都作为借款的抵押品。帝国主义国家则通过向北京政府提供大量政治性贷款，操纵中国的内政和外交。

北洋军阀加剧了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北京政府先后颁布《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报纸条例》、《惩戒国贼条例》等法令，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的自由权利。军阀们建立起严密的特务网，稽查、暗探遍布各地。不仅社会最下层的工人罢工、农民反抗要受到严厉”制裁“，就是上层人士对现实政治表示不满，也随时有被加上”乱党“、”国贼“等罪名而受到迫害的危险。中央和地方的军阀都竭力扩充军队。全国陆军1914年为45.7万人，1919年增至138万人。北京政府的军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为了支付巨额的军费和行政费用，支付对外国的”赔款“和外债本息，北京政府和各地军阀、各级政府任意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并滥发公债，滥铸铜币，滥发纸币，对人民进行变相掠夺。经济上的横征暴敛，政治上的黑暗统治，加上军阀战争造成的破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各阶层群众的反抗斗争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激起社会各阶层群众的不满和反抗。虽然各阶层的利益、要求不同，政治态度各异，其斗争方式、性质及其结果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斗争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1913年反袁失败以后，继续坚持革命。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华革命党，积极组织反袁的武装斗争。但是，中华革命党没有能提出足以动员群众、领导革命斗争的新纲领，其斗争方法也主要是联络旧军队和帮会，组织暴动和暗杀，而不是着眼于发动广大群众，因而他们组织的反袁暴动均告失败。

1917年7月，当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的时候，孙中山又举起护法的旗帜。在取消中华革命党、恢复国民党名义后，他联合一部分赞成护法的国会议员和军事力量，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被选为军政府大元帅，宣布护法讨段。护法运动虽然反对篡权窃国的北洋军阀，但是没有触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对广大群众仍然没有多大号召力。孙中山所依靠的滇、桂军阀，虽然多少带有一些资本主义的特征，但其总体上并未脱出封建买办军事集团的窠臼。他们在帝国主义者的策划下，很快就同北洋军阀妥协，转而排斥和打击孙中山。1918年5月，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之职返回上海。他所领导的护法斗争遭到挫折。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辛亥革命后，先是依附于袁世凯，在袁世凯准备称帝的野心暴露后，转而从事反袁活动。1915年12月，梁启超策动其学生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发起护国战争。这场战争反对复辟帝制，维护共和制度，与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在客观上形成了同盟。

在段祺瑞控制北京中央政权后，改良派又依附于段祺瑞。他们组织宪法研究会(被称为研究系)，幻想在军阀庇护下实行政治和社会的某些改良，使资产阶级获得一些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但是，封建军阀对资产阶级的任何改良主张都是不容许的。段祺瑞同袁世凯一样，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给这些改良派的名流以某种官职作为装饰品，而在利用价值消失之后，很快就将其抛弃。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遭到失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异常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和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旧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道路，已经走不通了。中国革命必须有新的领导，必须走新的道路。

在辛亥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期间，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扩大，工人的斗争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工人群众已经从实践中逐渐学会运用罢工这个武器。从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有记载的罢工共150余次，超过辛亥革命以前数十年的总和，而且，类似同盟罢工性质的规模较大的罢工逐渐增加。在这些日益增长的罢工运动中，有一些是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政治斗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11月，在天津人民反对法帝国主义势力侵吞连接法租界的老西开地区的斗争中，工人成立工团和工团事务所，指挥罢工和领导游行示威。这场斗争坚持几个月之久，迫使法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放弃完全侵占老西开的企图。但总起来看，这个时期的工人斗争，大多数还是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工人群众的组织也还处在秘密结社和封建帮会势力的影响之下。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历史使命，仍然是一个自在的阶级。

这个时期，农民阶级也自发地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到1919年间，农民的抗捐、抗粮、抗税等斗争在200起以上，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几乎遍及全国各省。除了经济斗争外，也有一些以护法讨袁为目标的政治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以白朗为首领的起义，高潮时曾发展到约两万人，转战于河南、湖北、安徽、陕西、甘肃等省。但是，农民群众的这些斗争，都因组织形式落后，又缺乏正确的领导而归于失败。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新式学堂不断发展，并有相当数量的青年出国留学，由此出现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和封建士大夫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接受近代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教育，又目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卖国，因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改造社会的责任感。他们中很多人从爱国走向革命，成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积极参加者。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们中的多数人仍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致力于民族和国家的复兴事业。其中有的主张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有的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以各种形式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或者进一步寻找改造社会的方法。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和军阀政府卖国求荣之时，青年学生异军突起，走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的前列。他们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斗争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1918年5月，在反对段祺瑞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斗争中，留日学生决定组织救国团，罢学回国，到北京、上海等地进行请愿和各种联络活动，得到国内学生的积极响应。5月21日，北京大学及北京各专科学校的学生2000多人，共同发起向总统府的游行请愿，要求废除中日秘密军事协定。上海、天津、广东、福建等地的学生，也都举行集会、请愿或罢课，要求废除卖国条约。这是近代中国学生第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游行请愿运动，对其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

辛亥革命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特点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经济状况仍然发生了若干变化，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军阀和官僚代替原来清王朝的皇室和贵族，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工业资本家也纷纷大量购买土地。随着这些新兴地主的出现，土地占有呈现更加集中的趋势。

民国初年，政府采取的一些鼓励垦荒的措施，刺激资本主义土地经营的发展，促使新式资本主义农场在辛亥革命前垦殖公司的基础上有了扩展。据有关资料统计，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河南、吉林、山西、察哈尔①八省区在1912年有农垦公司59家，资本为286万元；至1919年增加到100家，资本为1244万余元②。虽然这些农垦公司数量有限，而且在经营上仍带有较强的封建性，但是，近代资本主义因素毕竟开始冲破封建制度对农村经济的桎梏，在曲折的道路上艰难起步。这是中国农村经济的一种进步。　　

20世纪初叶，中国近代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中，外国资本占绝对的优势。外国在华的商行垄断中国80%的出口贸易和几乎全部的进口贸易；在华的银行垄断中国的外汇，操纵对中国的政府借款和工商业投资，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市场。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着中国的海关、90%以上的铁路和70-80%的内河航运轮船吨位数，垄断着全部远洋航运。它们的在华资本还控制中国的一些主要重工业部门，如煤、铁、电力等，在纺织、食品和卷烟等轻工业中，也拥有很大的实力。这种状况，在辛亥革命以后一直延续下来。

帝国主义各国还凭借由不平等条约获取的特权，竟相通过在中国的强制性投资，进行经济剥削和赤裸裸的掠夺。到1914年，各国在中国的资本总额达16.72亿美元(不包括庚子赔款)，比1902年的8.13亿美元(不包括庚子赔款)增长了一倍多，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额为7000多万美元。

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中，本国资本包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往往互相渗透和转化，但性质上又有区别。

官僚买办资本是依靠反动的国家政权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而发展起来的，作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附庸而存在。辛亥革命以后，官僚买办资本大力发展银行，走上了以银行为中心来扩张经济实力的发展道路。

民族资本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中小资本，同帝国主义势力联系较少，发展十分缓慢。辛亥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南京临时政府不失时机地颁布许多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清政府时期束缚民族资本发展的障碍。与此同时，在革命势力活跃的上海、湖北、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地方政府也制定一些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为民族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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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省名。1914年设察哈尔特别区，1928年改设省。1952年撤销，所辖地分别划入河北、山西两省。

②此处”元“指民国初年的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