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价值基础：仁道

儒家以“道”为最高理想价值。儒家之道属“人道”范畴，其实质即是“仁道”，亦即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儒家的仁道体现在政治上就是“仁政”，即试图建立以仁道为根本的政治形态，张扬道统以与君主专制及官本位相抗衡，但其在两千多年的政治实践中存在很大的缺陷。今天，仁道观念可以成为人权理论的价值基础，以弥补西方人权理论过分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的弊端。

儒学虽未明确提出过人权概念，但并不能说其不重视人权问题。现代西方人权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就是中国儒学，通过考察儒学对西方启蒙思想家所产生的影响，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17、18世纪的欧洲哲学家、思想家莱布尼茨、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无不服膺儒家学说，且程度不等地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大多论述人权、人性问题，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想最后汇合到康德、黑格尔这些大家的哲学之中，为现代西方理性主义人权论奠定了理论基础。诚如成中英所言，人权、民主这些概念首先是由西方人提出来的，这没有什么疑义；但现代西方人权论是在东方哲学，特别是在儒家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现代人权的哲学基础是儒家哲学的人性伦理或德性伦理。

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一种天、地、人一体构架中重人重民的人文精神，是通过性善、仁爱、仁政、民本、中庸、至诚、和为贵等概念来表达其人权理念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儒家传统中包含若干思想资源，它们可以与现代‘人权’概念相接榫，并且在儒家文化的脉络中为它提出另一种证成（justification）。”关于现代人权与儒家传统，李明辉经过分析、比较，认为美国学者帕尼卡（R.Panikkar）曾归纳出《世界人权宣言》的三项哲学预设，一是普遍人性，二是个人之尊严，三是民主的社会秩序，“在这三项预设当中，前两项预设无疑可在儒家思想（尤其是孟子思想）中发现有利的思想资源”。儒家的仁道观念不仅与西方人权主义的基本原则相一致，而且为人权主义理论提供了价值基础。

一、儒家“于道最为高”

儒家的“道”，是指古代先王之道，即尧、舜、禹、文、武、周公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代表着儒家文化的价值理想和最高典范。《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于道最为高。”儒家把“道”放在不可动摇的最高地位，要求“士人”必须成为“道”的担当者、固守者。如《论语·子张》中孔子有言，“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孔子强调的是君子要以学而达道，在此基础上，他要求儒者：“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显然，孔子将道视为一种不可轻易放弃的理想价值。这一理想价值是孔子从历史文化中概括和提炼出来的，不离百姓日常生活世界与社会人生轨道，却又超越世俗的具体利益，对社会具有裁定和评判的意义，因而成为儒者人生价值取向的根本依据。正如成中英所言：“孔子的‘道’具有普遍性和包涵性，它是一个大的道理，具有广大的客观性，它是在人的文化发展中的人的价值，是人的理、社会的理。”孔子要求士人能够超越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在“道”的基础上发展为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挺立儒者的独立人格。他希望儒者有高远的追求，“道在尔而求诸远”（《孟子·离娄上》），要求儒者无论穷达都不要背弃道：“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孟子·尽心上》）他甚至要求儒者“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荀子的“道”与孟子的高远与超越相比，就显得具体、实际多了，甚至有更多现实功利的考虑。如他说：“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道也者，何也？礼义、辞让、忠信是也。”（《荀子·强国》）“道也者，治之经理也。”（《荀子·正名》）可以看出，从孔子的文化关怀到荀子注重政治参与的明显变化，显示了孔孟与荀子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孔孟与荀子虽然皆言“道”，但其内涵已经有明显的不同，孔孟的“道”中包含着更多的文化批判因素，而荀子则更看重士人对现实政治的参与效果。

古代儒者所坚守的“道”的理念，与西方学者所追求的真理、正义等价值有接近之处，但更强调终极依据和超越层面的诉求。约翰·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这就相对清楚地说明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而儒家的“道”源于对历史文化的反思，由古今之变而达至天人之际，形成了关注人的根本存在的形而上的终极价值，这就使儒者能够培养出一种使命感，使他们在现实当中能够明道、体道、修道、守道，“道”寄予他们一种文化理想，一种对精神家园的眷恋。儒家思想体系形成了以道为最高价值，统摄学、政、文、法等的立体网络结构，逻辑先后的安排体现了“道”作为终极价值的基础性地位。儒者由于对“道”的担当，其对政治的态度表现出理想与现实的奇妙结合，他们一般都是怀抱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一方面，总是在试图超越于政治权势之外，以道抗政，以道统政；另一方面，常又试图引君入道，借重现实权力落实道的价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