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互动是史学发展的动力（2）

史学滋养时代

从辩证观点来看，一方面，时代孕育了史学；另一方面，时代所孕育的史学必定是时代所需要的，史学对时代有滋养作用。史学滋养时代，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从史学中寻求历史借鉴。以史为鉴，是史学滋养时代最重要的功能。三千多年前，周公指出：“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这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借鉴思想。两千多年前司马迁说过：“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学习历史、认识历史，目的是以史为鉴，这道出了史学最重要的社会功用。一千多年前，司马光在关于《资治通鉴》的《进书表》中写道：修撰《资治通鉴》，重点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目的是希望读者尤其是最高统治集团“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这就把历史借鉴的意义讲得十分清楚了。

从史学中参透做人原则。中国史书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写出了各个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气质的人。阅读他们的传记，品味他们的人生，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可以从中悟出做人的道理。司马迁是最早为众多历史人物立传的史学家，他立传的标准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文武大臣、英雄豪杰、市井小民，在司马迁笔下都被写得栩栩如生，读来耐人寻味。诚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所说：“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这是史学对于时代的重要价值所在。

从史学中汲取历史智慧。历代史书所记包罗万象，举凡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军事、天文、地理、民俗以及各种制度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是历史智慧的渊薮、前贤思想的宝藏。清人王夫之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他认为，史学中所蕴含的“得失之枢机”可为后人“效法”，可为“来者师”。拿政治智慧来说，如唐代史学家吴兢所著《贞观政要》一书，记唐太宗与大臣讨论治国理政方略，历史经验与现实决策紧密结合，多有发人深省处，为历代所重视。历史上，《贞观政要》被译成契丹文、女真文和蒙古文，受到广泛重视。

从史学中认识文明传承的连续性。我国史学历来十分重视历史的连续性发展，孔子讲三代之礼，司马谈称赞周公、孔子对历史连续性表述方面的贡献，司马迁的《史记》更是具体地写出了自黄帝以来至汉武帝时约三千年的历史进程，这些论述本质上都是在讲历史的连续性发展。自班固《汉书》问世后，尤其是唐代设立史馆把修撰前朝史作为史馆修史活动的重要方面，于是历代王朝为前朝修史成为制度，自《史记》至清修《明史》，凡“二十四史”，成为记录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的主要历史文献。这种对历史发展连续性的重视以及为此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对于增强国人的历史意识、维护和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