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若干问题的检视与反思（4）

五、政治与学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受苏联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突出哲学的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突出哲学的党派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内容和特点，哲学为政治斗争服务成了其唯一的功能，哲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失去其学术上的独立性，沦为政治的附庸。在哲学研究中，政治标准取代学术规范和标准，政治口号取代学术话语，政治需要宰制了学术研究对真理的追求，哲学研究的学术场域变成政治实用主义的跑马场。

事实上，关于学术政治化也与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入世”意识、把“内圣”转化为“外王”的传统意识直接相关。这种“内圣外王”的传统意识以某种现实政治理想为价值目标，把学理的逻辑和价值归依于现实政治的逻辑和价值，总是试图用学理的东西来图解、论证现实政治的东西，从而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人格理想。当然，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功能来看，都内在地蕴涵着政治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功能，而且这种性质和功能是显性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具有“解释世界”的性质和功能，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旨趣在于“改变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作为无产阶级批判、改变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性、革命性、批判性是其最基本的特性。它并不讳言或掩盖自己之于现实实践的意识形态性质和功能，而是公开申明自己是为无产阶级利益和实践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并把它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念”，则自始至终都负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的价值诉求。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内忧外患、剧烈动荡而陷入深刻危机的现实社会背景所构成的学术语境中，为学术而学术几乎沦为奢谈，就是申言老老实实做学问而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虽有“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之论，但其所谓“问题”，也少不了有政治的成分。詹姆逊说：“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可谓是一言中的。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没有和应该不应该有政治意识形态性质和功能，而是在于过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性质和功能的过度放大和泛化，并以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的需要来图解、宰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政治威权专断了思想与学术，政治意识形态为哲学的思想与学术画地为牢，划定了已经设定了答案的地盘，不允许思想与学术逸出这一边界，哲学戴着政治脚镣在云端跳舞，其结果既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园地的枯萎，理性思辨和逻辑力量的消解，理论的空洞僵化和学术创新能力的萎缩；又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失去学术的支撑，弱化了理性和逻辑的力量，变成由形容词和副词堆砌的空洞、肤浅、苍白、僵化的教条和口号，变成了政治实用主义和政治投机主义的工具。这种现象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极致，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园地一片荒芜。

“文化大革命”后至上个世纪8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哲学担当起思想启蒙的先锋。思想启蒙和对历史的反思需要理性的批判逻辑和力量，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重新诠释，还是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反思，或是对现实重大问题的关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和争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现实政治问题相关联，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哲学观念和学理支撑。诸如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等都无不把哲学思想的锋芒指向对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反思。那时的一些从事人文学科专业学术研究的著名学者，其影响则大大逸出纯学术的边界，如他们对思想史的反思、关于主体性等方面学术专著明显蕴涵着思想启蒙的内涵和对现实政治的关切。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环境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提供了相对自由、宽松的空间和重大的研究课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的深化和繁荣。事实上，80年代以及此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正是极大地受惠于这个思想启蒙的时代。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虽然几经政治上干预和左右而出现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抵牾，留下一些值得后来者做深刻反思的思想史公案，但总得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与它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质还是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哲学学术与思想、政治走上了一途，为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哲学观念。

20世纪90年代后，与上述哲学泛政治化倾向相对的另一种倾向即哲学研究“去政治化”情绪开始在哲学学术界蔓延。有人将之概括为由“广场”转入“庙堂”，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也有学者把90年代学界的“陈寅恪热”的不断升温，看作是中国大陆学术界从重思想到重学术，从重义理到重考据转变的征象。但是把学术与思想截然二分来概括这种“去政治化”的倾向并不贴切。因为思想与学术本然就是联结在一起而难以分割的。没有无思想的学术，思想是学术的灵魂，是学术所由以存在的根据，没有哪一种学术不是蕴涵、表达着某一种思想；也没有无学术的思想，学术是思想籍以存在的载体、工具和形式，为思想提供理性和逻辑的力量。著名学者王元化在90年代创办《学术集林》时，宣称自己的宗旨是提倡一种“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事实上，说90年代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思想”，主要是指80年代那种由知识精英参与的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政治诉求和宏大叙事的政治话语的思想启蒙，是一种泛政治化的思想。“学术凸显”或“学术重建”虽然有一种要求学术研究保持价值无涉的客观立场和学术规范化的意谓，但也并非是要使学术挣脱思想，不要思想而专鹜学术，而是为了挣脱那种政治威权对思想和学术的枷锁和专断，试图为思想和学术保留一块清净而自由的园地，真正从事有思想的学术。

当然，90年代学界的这种去政治化的学术取向也并非是无风起浪、空穴来风。一是由于人文知识分子在80年代思想启蒙时期的政治热情和道德理想到9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开始急剧衰退；二是在80年代几经政治风波的人文知识分子在现实政治环境中自觉无奈地开始由“广场意识”转入“庙堂意识”，为“独善其身”而退隐学术“山林”，这也印证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和进退之术；三是学界对过去那种思想和学术泛政治化、被政治化的不满和反弹，要求思想与学术从政治威权中解脱出来，确立一种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的自觉意识，而走上去政治化的另一个极端；四是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出于对80年代宏大的启蒙话语的反思，学界一改此前的一种游谈无根、华而不实的肤浅学风，怀着一种“我贴着地面步行，不在云端跳舞”的老老实实做学问的学术期许，推崇价值无涉的学术立场和实证方法，试图使思想走上学术规范之途。从上述缘由来看，这种哲学去政治化的倾向有其学术自觉的意义，但问题在于，借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关切，则走向了另一种极端。一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观念形态做所谓“官方哲学”的认定而否认其思想与学术的价值，认为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政治话语和政治实用的理论，没有独立的学术性，只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不是真正的哲学。他们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必须走出纯政治话语的阴影，从学术规范和学术性质的意义上来研究和诠释。

这种主张本身就不是客观的公允的学术态度。首先，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质与政治性质完全割裂并对立起来，要学术就必须去政治，要政治就必须去学术，二者只能取其一。这是片面的。政治与学术当然是相互有别的，许多学术问题与政治并无直接纠葛，许多学术上的争论并非与政治歧见有直接的关联。但在那些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学科领域，政治与学术则有着内在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作为变革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理性力量和批判武器，它的科学性、真理性、学术性要求与它的实践性、革命性、政治性要求是内在统一的，它也必然要求在其理论逻辑中蕴涵着、贯注着它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价值理想以及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关切。其次，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不可能脱离现实实践，脱离现实政治。任何真正有生命力的哲学思想与学术都来自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反思和批判，以对现实的“问题意识”的哲学反思来体现其思想与学术的价值。当代中国最大最基本的现实实践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一项涉及中国发展道路和民族命运的政治性极强的事业，“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不去关注、研究中国现代化这一最大的政治问题，那么，还有什么学术研究中提出的“实践哲学”、“关注现实”和“问题意识”可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又复何在？如果关注和研究现代化问题，又怎么能把其政治性排除在外？复次，把作为实践观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官方哲学”和政治话语而否认其学术性，有釜底抽薪地将其放逐到哲学学术殿堂之外的意谓。但能否认这种“官方哲学”具有学理性内容和逻辑吗？毛泽东哲学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指导思想大量地吸取了我国哲学界学者的研究成果。哲学在学理上的创新也必须通过转化为类似于“对应规则”的实践观念形态的哲学来指导实践，并进而从现实实践中获得学术研究和创新的问题和资源。而诸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作为当代中国指导思想的实践观念，既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提供了重大的时代课题，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又通过哲学家们在学术上的深入研究和论证而得到丰富、完善，获得学理和逻辑上的支撑而具有学术的蕴涵。而且，这种脱离政治，对思想启蒙的“精英意识”的不屑，其实隐藏着以学术为傲的更加孤傲清高而又自命不凡的“精英情结”。回避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去政治化倾向必然会导致哲学学术研究画地为牢，画地为牢又会导致妄自尊大，而失去现实生活和实践这一哲学智慧的源头活水，哲学这一人类智慧之花免不了要枯萎凋谢。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们既要反对把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与学术问题混为一谈，用政治实用主义来宰制哲学学术研究的“泛政治化”倾向；又要反对把学术与政治割裂对立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脱离现实政治的“去政治化”倾向；而必须正确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使二者之间保持一种互动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