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若干问题的检视与反思（3）

三、“澄明”与“遮蔽”

海德格尔在诠释学的意义上曾谓，语言是一种“既澄明又遮蔽”东西。在马克思的思想与学说诞生之后的历史行程中，马克思的学说就已经踏上了这种交织着“澄明”与“遮蔽”的思想诠释之旅。恩格斯曾在1890年8月27日致保·拉法格的信中，谈到那些近年来涌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大学生、著作家和年轻的资产者时指出：“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于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恩格斯在这里所批评的就是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马克思的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式的歪曲和遮蔽。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马克思哲学的诠释中，都试图在“真正的马克思”意义上来诠释马克思哲学经典文本，澄明其本义，以获得对马克思哲学诠释的话语权。但在事实上，这种“澄明”都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其自身的“语境”、“成见”中所做出的诠释，因此，免不了有着“遮蔽”的成分。在这个意义上，“澄明”即是“遮蔽”。伯恩斯坦、考茨基、列宁、斯大林等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和诠释是这样，即便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诠释也客观上存在在这种既澄明又遮蔽双重意蕴，更不要说中国人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和诠释——这一主要来自于苏联的解释版本——还经过一个有着古老而又深厚的东方文化传统的“语境”和“成见”所“过滤”的诠释。显见地，这种诠释中的“遮蔽”也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诠释中的“遮蔽”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意义上理解和对待这种“遮蔽”呢？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每当在实践中遇到挫折需要我们对指导实践的理论和思想路线进行哲学反思的时候，我们总是怀疑甚至否定这种理论和思想路线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总是把它们当作“假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相应地总是提出“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如大革命时期对教条主义反思和批判，提出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活的灵魂”问题；1976年“天安门广场事件”中，中国的青年一代对“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揭露批判并提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中，上个世纪80年代的哲学思想启蒙是以“回归马克思”为理论意向的，学界试图通过重读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57年－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等经典文本，来发现一个“真实的马克思”，以马克思的“实践的”、“人道主义的”、“主体性的”哲学作为新时期解放思想的思想资源。

对“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发问，要“回到马克思”去发现一个“真实的马克思”，意谓着要对此前被“遮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澄明和“去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来说，这种“遮蔽”主要是被苏联哲学和被中国极左的政治实用主义哲学所歪曲、“遮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澄明”和“去蔽”就是要忠实于马克思哲学的经典文本，重读马克思，发现马克思哲学的真义。这就必须全面而又深入地挖掘、整理马克思哲学经典和相关文献，做出客观的、可靠的深度解读，还原马克思思想原貌。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这种“返本”式的对马克思哲学经典文本的整理和深入解读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取向并取得重要的学术成果，形成“文本解读”的学术研究群体。这种以“澄明”和“去蔽”为职志的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深度解读，一方面使我们进一步走近一个“真实的马克思”，实现从传统的苏联哲学的解释框架和被政治实用主义所左右“主观解释”向马克思哲学思想原像的历史回归，从而使我们获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过程的得失成败进行客观评判的思想资源和思想根据；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进一步揭示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清除思想路障，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点。

不过，在现代解释学的意涵中，解释交织着“澄明”和“遮蔽”的双重意蕴，即便是“澄明”、“解蔽”、“还原”到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处，也是在特定的时代历史语境中，在时代的实践和精神需要推动下的“澄明”、“解蔽”和“还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生命力在于它的“与时俱进”，“回到马克思”不是目的本身，“文本解读”必须进一步导向“新时代新实践新问题解读”，这样的“文本解读”才有着落处，而不至于落在思想史的档案馆里让老鼠去磨练牙齿。而新时代新实践新问题的解读免不了又要“遮蔽”。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来说，我们要时时警惕、反省、批判那种苏联式的“遮蔽”，那种教条主义的“遮蔽”，那种“左”和“右”的“遮蔽”，那种投机的“变戏法”的庸俗化的“遮蔽”，那种东方式的政治专制威权的“遮蔽”，那种政治实用主义的“遮蔽”；而必须在“文本解读”的“澄明”和“时代解读”的“遮蔽”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解释张力。

四、证明与批判

关于哲学的基本功能，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一门反思的学问。哲学的反思是一种具有批判性的后思、检视、省思的思维运动。哲学从其古希腊发端处，苏格拉底是最能体现并深谙哲学的这种批判精神的哲学家，他不仅要通过哲学的追问发现人们思维的矛盾来澄明真理，而且要通过理性的批判来充当推进希腊城邦民主和正义的“马虻”。到中世纪，理性批判之光晦暗不明，哲学成了证明上帝存在的工具（诸如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从近代开始，理性力量挣脱了神学的枷锁，哲学的反思经由休谟的“怀疑反思”、康德的“批判反思”、黑格尔的“思辨反思”到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理性批判的本性和精神不断地得到回归和张扬。从哲学本性来看其社会功能，它不是对现存东西的认同，而是对现实的批判与超越。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对哲学这种批判功能说道：“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必须让人类看到他的行为与其结果间的联系，看到他的特殊的存在和一般社会生活间的联系，看到他的日常谋划和他所承认的伟大思想间的联系。”他认为，批判不在于简单否定或谴责，而在于为人类的现存与未来之间建立起一种超越的维度，形成人类发展的内在的自我意识。他说：“就批判而言，我们指的是一种理智的、最终注重实效的努力，即不满足于接受流行的观点、行为，不满足于不假思索地、只凭习惯而接受社会状况的那种努力；批判指的是那种目的在于协调社会生活中个体间的关系，协调它们与普通的观念和时代的目的之间的关系的那种努力，指的是在上述东西的发展中去追根溯源的努力，是区分现象和本质的努力，是考察事物的基础的努力，简言之，是真正认识上述各种事物的努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传统思辨哲学和现实资本运动的批判中出场的，它始终贯彻着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对一切思想体系、观念和理想持一种谨慎的、怀疑的态度，正是马克思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力量不仅体现在理论上的批判，而且体现在通过对“改变世界”的实践的指导作用实现对现存社会的“实践批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和价值目标在于消除现实社会中的一切不合理的关系，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因此，批判的、革命的精神是马克思哲学的内在本性。青年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鲜明地提出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早在马克思哲学形成之初，马克思就提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指出自己所要创立的“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说：“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不仅在于它对“现存的一切”的批判，还在于它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本性。也就是说，它从来不把自己的理论当作僵固不变的教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发展到顶峰的绝对真理体系，而是当作在实践中不断变化发展的理论。

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只是为批判而批判的不结果实的智慧之花，而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发现新世界”需要证明和建构的逻辑。在“实践——改变世界”的价值向度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旧世界的批判和解构的目的和意义指向对一个理想的新世界的证明和建构。在这里，批判和解构是在工具、手段的格位上，而证明和建构是在价值和目的的格位上。“批判旧世界”为“发现新世界”提供基础和前提条件，“发现新世界”为“批判旧世界”提供动力和价值目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在统一。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新世界”是在对“旧世界”的批判和解构中得到证明和建构而生成的，批判与证明，解构与建构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辨证统一关系。这既体现在它对“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现存社会（资本——市场逻辑）的批判中，逻辑地、历史地证明推演出未来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又体现在它自身在对旧哲学的批判和扬弃中建构了“实践的唯物主义”新哲学。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用以作为批判和改变旧中国的思想武器，同时又是用以作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在这一批判与证明的过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要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封建性”因素、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批判，对自身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等思想和方法进行批判；另一方面要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真理性和价值性进行证明。因此，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也都同时蕴涵着这种批判逻辑和证明逻辑的内在统一。不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这种批判和证明突出地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无论是批判还是证明，都更多地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和宰制而具有了政治实用主义和政治宣传的特点，从而弱化了这种批判和证明的理性和逻辑的力量；二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尤其是实践观念形态以及对建国以后的政治现实，主要强化证明的逻辑，哲学理性的反思和批判基本上缺位。这两个问题，前者关涉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理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被消解的问题，后者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性和实践的批判本性与超越精神被消解的问题。而这种在哲学学理逻辑和精神本性上的双重消解直接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力问题。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解决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哲学的理性逻辑和批判精神这双重本性的回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