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馆奴

到达建川博物馆的第一天，樊建川百忙之中见了我们一面。

樊建川先生有一个不起眼儿的小动作——反复搓擦自己的皮肤。我问他是由于皮肤干燥么？他说“不，我要保持皮肤的弹性。”

这种话语，如果是从一个妙龄少女的口中说出来，我还可以欣然接受。但是，这句话是从一个身穿军绿色T恤配以迷彩军裤和马丁靴的成熟男性口中说出来，一时间，我竟显得有些尴尬。好在樊建川先生马上解释了他这句话的原因。

“我死了以后，要把自己的皮肤做成一面鼓，放在建川博物馆的门口。今后游客来，交钱敲鼓，鼓的旁边的投影仪映射出我生前录制的影像，我给他们讲抗战的故事和我这些年做博物馆的心路历程……”樊建川先生说完这段话，寒暄两句转身离开，又继续忙他的事情去了，不给我继续聊下去的机会。

这位自称“大馆奴”的馆长，忙得让我们拍摄团队无从下手。我们《中国梦-365个故事》的拍摄团队，计划在建川博物馆停留3天。但是这72个小时里，樊建川先生只给我们30分钟的采访时间，也不给我们进行人物造型拍摄的机会。我之前设计的人物画面和纪实段落，都无法在这里得到实现。这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感觉，让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的感觉都变得不好了。

我和摄影师在博物馆中慢慢行走，仔细观看博物馆中的展品，以及博物馆内各个角落的设计理念。我们用了一整天在博物馆中仔细观察，归纳出了一个想法，这集片子，即使人物画面不够多，依然能够成立。

因为，画面能够叙事。凝聚了人的意志的博物馆，也能体现馆长樊建川的思想；博物馆中的陈列，更是历史的缩影。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用摄影机记录了馆中的大量陈列。当然，“幸运”的是，很多出名的展品，都被拿走到祖国各地巡展了……这其中就包括了片中提到的，那一枚从老兵腿中取出的子弹。

最后一天，樊建川先生才空出时间，因为那一天他要带着他的孙女儿巡馆视察。他说，“鲜花（孙女儿，樊鲜花）自己要求以后做馆长，所以今天，老馆长带着小馆长把博物馆走一遍”。爷孙俩走了一路，我们也拍了一路。他们走累了，回到办公室坐下休息，我们也终于迎来了采访的时间。

在我的不断央求下，采访时间从30分钟扩展到了1个小时。1个小时，对于樊建川来说，真的太短。因为等我回到北京，浏览1个小时的采访文本时，发现还有太多问题由于时间的原因没能和樊建川聊聊。对于最后的成片，我也觉得3分钟太短，3分钟展现内心如此丰富的一个“大馆奴”，对于樊建川先生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显得如此的不够。

我本来以为能够用拖延的方式榨取更多内容，使得采访时间超过1个小时，但是樊建川的精彩表述由于秘书的一个电话而打断。采访就此终止，我低头看看录音设备上的时码，刚好1个小时。樊建川先生接完电话，说时间差不多了，并走向门口准备开门送客。从他所处的位置到大门，有10米的距离。10米的路途中，樊建川还在搓擦自己的皮肤，我想起来了见他的第一面，他对于这个小动作做出的解释。

说实话，我不希望看到这面鼓，希望樊建川先生长寿。但如果真的做成了这面鼓，而且那一天我还活着的话，我会带着子女来建川博物馆，对孩子们说：“以前，有一个叫樊建川的人，他为这个博物馆奉献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