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术展现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2）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的最大学术贡献，无疑是唯物史观的大规模传播和多维度阐释。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种外来思潮纷纷引入中国思想界，如胡适对实验主义的介绍，周作人对新村主义的宣传，黄凌霜等对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推广，梁启超等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鼓吹。这些思潮固然在一时间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却都无法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传播的唯物史观相比拟相抗衡。政治力量弱小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何以能在理论上占有优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是照抄照搬马列的本本，而是立足中国的实际，对唯物史观展开多维度阐释，使唯物史观显示出学理的深刻性和彻底性，焕发出独特的思想活力和理论魅力。其中，李大钊主要结合历史学阐释唯物史观，陈独秀主要结合政治哲学阐释唯物史观，蔡和森主要结合人类学古史研究阐释唯物史观，杨明斋主要结合东西文化关系问题阐释唯物史观，都具有各自的特色与风格。中国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学术著作，如李大钊的《史学要论》、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由此而问世。李达的专著《现代社会学》，则总结了这些不同维度的阐释，对唯物史观作了一种更系统的理解和更全面的说明。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学术贡献，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引入和阐释。1923年，瞿秋白在国共两党联合主办的上海大学任教时，开始系统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并在讲义的基础上撰成《社会哲学概论》一书出版。他指出，哲学的任务不只是思考社会历史，更在于探求宇宙根底，“统率精神物质各方面的智识而求得一整个儿的宇宙观”。这样一来，哲学就会遭遇到“我”与“非我”、“认识”与“实质”、“灵魂”与“自然”等根本问题，产生出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不同说明；而只有“唯物主义的互辩律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才能对此作出正确的回答。这样一来，就使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更全面更完整的了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包括宇宙观问题上，陈独秀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当时把哲学分成两类，一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二是“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认为前者属于社会科学，是科学的内容，后者则是胡想乱说，根本不是科学，因此只能赞成前者，反对后者。瞿秋白作为陈独秀的晚辈和下级，却能够在学术上发表不同见解，可见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术探索中具有开放的心态和平等的精神，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能够容纳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这本身也是新文化运动学术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