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企改革化解潜在风险（3）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关键

在谈到土地收入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滑时，许多专家都倾向于建议加大房产税、增加其它税种或税率，设法保证地方财政总收入、全国财政总收入能继续高速增长。但是，那种倾向性应该纠正。一方面，1995年以来，预算内外的财政收入平均按照两倍多GDP增速在增长，而城镇居民、农民的收入则按低于GDP增速在上升，这种差别造成了政府收入占GDP之比一直在上升，使政府在总国民收入这块饼中的份额不断膨胀，挤掉民间收入占比。连没有专业训练的人都知道，这种局面是无法持续的，经济增长的终结目的当然是为了老百姓的福祉，而不应该是为了政府的福祉。所以，我们应该停止不断寻找新税源或扩大既有税率的冲动，至少不能首先想到的是这些。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总把注意力放在财政收入这一边，而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财政开支上。缩减开支、退出本来就不该启动了的项目，照样可以修复各级政府、各地政府的财政状况。除了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性开支之外，有许多楼房场馆基础设施，特别是2008年以来盖的许多楼馆，能卖的就卖、能停并卖掉的就停，有的在建还不能卖的，等建好之后就卖。以往的惯性是：既然这些楼房场馆已经盖好或者已经开工，就继续下去算了!可是，在这样的惯性之下，不仅把过去的错误继续下去，沉淀太多的存量政府资源与资金在其中，而且还得继续花成本去运营、维护它们。在财政挑战加大的时候，这些运营维护成本也是太多。

当然，同样重要的缓解财政压力的途径，是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企业股权。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到目前为止基本被解释为是针对增量国企项目、新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而言的，是在为新国企项目、地方政府基础设施项目筹资时吸引民资和其它社会资金。但这种解读和做法是危险的。

首先，这不能改善政府财政状况，继续增加政府开支。

其次，这只会继续鼓励投资，使经济增长继续靠投资拉动，恶化经济结构。

第三，这样做的结果使全社会资本总量中更高比重的资金由低效的国企和地方政府使用，对整个经济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不仅无益，反而有害。按照“花别人的钱不心疼，花自己的钱才心疼”的原则看，这等于让中国社会更多的存量资源由国企掌握、使用，减少被效率更高的民企所控制的资源占比。也就是说，这样执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本质上是通过股权结构等金融杠杆加大国有经济的资产盘子，逆转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成果，而不是扩大并深化改革。

第四，通过杠杆强化国有经济比重之后，今后的增量金融资源也必然会过度偏爱国企，而效率更高、产业升级动力更强的民企得不到。以2014年1-8月的债券融资为例，期间共1482家非金融企业发行信用债券3.15万亿，其中，267家民企合计发1781亿，只占6%。从发行利率看，AA级1年期，国企发行利率为5.85%，而民企6.66%;AA-级1年期，国企债利率6.69%，而民企7.78%。

第五，停滞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不利于落实四中全会加强法治建设的决议。根据我的研究，不管是秦汉以来的各国经历，还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社会，法治的发展就越容易滞后，行政权力就越容易失控。

最后，我的许多研究也表明，国有企业比重高的社会更加偏重投资，民间消费占比会更低。也就是说，当政府控制太多资产与企业时，因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更多会到政府腰包，而不是老百姓手里。如果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结果只是强化国有经济比重，这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民间消费占比难以上升。

所以，基于以上各方面的考虑，也为了改善财政状况，更为了避免财政状况的恶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改革不能集中在增量上，而是要更加重视存量的处理上，甚至只能把混合所有制改革放在对存量国有资产的处理上，将既有的国企、国资项目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公开的招拍挂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现有国企国资的股权结构，国有股权控股即可。这样一来，回收的国有资本一方面可以用于缓解财政压力、补充社会保障资金，减轻国企与地方政府的进一步负债冲动，尤其是降低它们进一步投资的冲动;另一方面也可以拿其中一部分通过减税、免税方式回馈社会，让老百姓更多分享到一些国有资产的好处。

在经济和财政进入新常态之后，缩减政府开支、减小国有资产与国有企业的盘子是政策的重中之重，而不是扩大财政收入，更不应该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扩大国有企业的资产盘子，因为扩大国企资产盘子、扩大财政收入的结果只会把经济推向高风险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