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特权丝毫不能放松（2）

第二，要严格区分和界定特权现象与非特权现象。反对和克服特权现象、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是正确划清特权与法律赋予的特殊权力和特殊权利的界限。特殊的权力或权利有两类：一是特殊工作职权，由于特别工作需要而产生的权力，如国家元首特有的国家代表权，外交官享有的外交豁免权，等等；二是特殊权利保障，即基于人权或基本权利而产生的权利，如对一些特殊群体给予的特殊照顾，包括针对残疾人的无障碍通道，给予妇女、老人、小孩的特殊保护，等等。如果没有特别的工作职权，公共利益就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如果没有特别的权利保障，共同体难以得到有效维持。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设立特殊权力和特殊权利是合理和正当的。但是，也要设定严格的边界，否则这些正当的权利也有演变成特权的可能。对于特殊工作职权和特殊权利保障，必须设定严格的限制条件、范围、时限、准入要求等等。只有将特权与特殊工作职权和特殊权利保障划定严格的边界，才能有效地反对各种特权现象，并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第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减少公权力的寻租空间。公共权力直接插手经济活动领域，极易失控并引发权力的寻租活动。要从根本上治理权力寻租，必须从公共权力的约束方面着手，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公开审批流程，削减自由裁量权；掌握审批权力的部门要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要充分发扬民主，对政府权力的功能边界进行界定，完善公共权力的科学配置。此外，还要准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努力做到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为改革发展不断地注入新动力。

第四，完善法治体系，有法必依、严格执法。杜绝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就要坚决禁止超出法律之外的特权。一方面，要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公平应成为社会公平的底线，法律必须得到敬畏和尊重；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法律，减少行政自由裁量权，逐渐将所谓的行政法规和规章数目减少，属于法律范畴的制定法律，属于市场范畴的让市场自己调节。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着力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完善国有资产资源监管制度，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管。要加强对干部经常性的管理监督，形成严格约束，让他们始终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觉。在依法惩治干部特权腐败的问题上绝不手软，这是对法律的敬畏，也是取信于民，重塑党和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举措。

第五，切实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党内没有不受监督的党员，自觉接受监督是每一个领导干部应尽的义务。反对腐败、反对特权必须有相应的监督机制。当前，要着力健全党内监督机制，完善全党共同遵循的准则。例如，修订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力求使准则简单易记、重点突出，容易让领导干部入脑入心。要强化对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监督，强化对重点行业、重要岗位的监督，强化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管理，抓紧解决当前党内监督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建立健全党内监督的长效机制。

第六，要借鉴各国反对特权的有益经验。在反对特权问题上，一些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例如，新加坡和香港被认为是亚洲最廉洁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在对权力的监督方面有着相当多的共同点。一方面，它们都有比较完善的法律和惩罚制度，用强力手段使公职人员不敢以权谋私。新加坡和香港都设立了公正且严格的廉政审查机构，其正式职能就是与特权者对抗，一旦发现滥用职权的腐败现象，则根据法律从严惩罚，使特权者在人身权利上丧失自由，在财产上倾家荡产，在名誉上身败名裂。因此，形成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让公职人员不敢腐败。另一方面，它们给予公职人员较高的报酬。据透明国际的调查，廉政做得较好的国家，其公务员往往是高薪的，政府工作人员必然是体面且处于社会中上阶层。我国内地的社会制度、具体情况与新加坡、香港有较大的区别，未必能直接照搬它们的经验。但我们应该加强对各国反腐败、反特权的研究，学习、借鉴它们的有益做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表明我们正在从制度和法律的层面来规范约束领导干部的行为，形成一整套让领导干部不敢搞特权、不能搞特权的体制机制。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也要拿出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坚决同党内一少部分干部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行为作斗争，对利用职权从事违法违纪活动的，一经发现必须从严惩治，形成对“法外特权”强有力的威慑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