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抗日杀奸团始末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北平、天津已经危机四伏，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地搞“华北自治”，企图吞噬华北。平津地区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青年学生纷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天津青年救亡联合会就是其中的一支。

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1937年冬，原天津青年救亡联合会成员李宝琦、李宝仁、郭兆和、沈栋、沈桢（女）、张澜生、阮荣照（女）等，约好友步丰基、陈晶然、王桂秋等人商量后，决定组建抗日杀奸团（简称“抗团”），直接打击日伪分子。 　　

为凝聚意志、鼓舞士气、加强纪律，“抗团”制定了团训，即：“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并规定新“团员”加入“抗团”时，要秘密宣誓，誓词为：“誓以至诚参加抗日杀奸团，服从指挥，积极工作，保守秘密，如有违犯，愿受最严厉的制裁。” 　　

“抗团”成员多为天津耀华中学、南开中学、汇文中学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许多“团员”家境殷实、出身名门望族，如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孙女郑昆仑，国民党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书，民国元老熊希龄的外孙女冯健美，伪绥靖总署督办兼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的外甥冯运修，达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等。 　　

“抗团”成立后，在天津秘密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锄奸活动。如：火烧被日本人收买的“光陆”“国泰”两家电影院；爆破、烧毁与日伪勾结、倾销日货的天津中原公司；炸毁日军公共汽车，炸死、炸伤六七名日本兵；自制燃烧弹，火烧日军仓库；刺杀天津伪教育局局长陶尚铭，击瞎其一只眼睛；连开七枪毙杀天津伪商会会长王竹林；在天津大光明电影院，暗杀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伪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等等。

“抗团”缘起天津，但从1937年冬成立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解散，其所属组织、活动并不仅限于天津一地，先后涉及北平、上海、重庆、昆明、广州、长春、界首多地。本文重点介绍北平“抗团”鲜为人知的抗日锄奸历史。 　　

一、北平“抗团”的源起、组织及成员 　　

1938年暑假后，“抗团”一些成员考入大学，其中宋显勇、方圻、范旭、黎大展考入燕京大学。于是，他们建立了“抗团”燕京小组，宋显勇任小组长。“抗团”燕京小组最后发展到12人。虽然“抗团”燕京小组在组织系统上直属天津“抗团”，但活动地区主要在北平，而且和“北平”抗团曾配合行动，所以本文一并介绍。 　　

1939年春，孙大成、李振英、周庆涑、郑统万等另外一些“抗团”成员也先后到北平上学。依托在北平的“团员”，孙大成等骨干建立了北平抗日杀奸团。之后，北平“抗团”秘密在育英中学、贝满女中、志成中学等校发展“团员”，扩大队伍；还编辑小册子，教新团员了解日军编制、搜集情报、跟踪敌人、使用武器和制造燃烧弹等方面的知识。 　　

半年后的1939年9月，国民党军统天津站行动组特务裴级三（代号吉珊）叛变，军统华北区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同时，“抗团”也受到牵连，损失极大。为了躲避日伪当局的追捕，一些“抗团”成员从天津转移到北平，从而壮大了北平“抗团”的队伍。 　　

北平“抗团”负责人最初是孙大成，1939年7月后为北京大学工学院学生李振英。北平“抗团”下设调查组、行动组和交通组。调查组负责调查、了解日军头目及汉奸的行踪、行动规律，以及日伪当局的军事、经济情报等，主要成员有叶于良、纪树仁等；行动组负责暗杀日伪头目、实施爆破等任务，主要成员先后有李振英、冯运修、刘永康、叶于良、孟庆石等；交通组负责交通联络、传递情报、运送武器等，主要成员先后有王知勉、马普东、王肇杭等。各组成员并不十分固定，根据任务不断变化。不过，女“团员”大多从事交通、调查等工作。 　　

在外部，当时“抗团”燕京小组与北平“抗团”是两个平行的组织，同属天津“抗日杀奸团”领导，但彼此互不隶属。在内部，“团员”之间是上、下联系，禁止横向联系。为加强保密、严防破坏，“团员”之间联系都使用化名。 　　

1939年暑期，北平“抗团”遭受大破坏，几乎“全军覆没”。1942年，贵州息烽“抗团”暑期训练班结束后，“抗团”总部决定在安徽界首建立联络站，并派杨国栋、夏逸农前往北平，由杨国栋负责。由于他们离开学校已久，社会关系又少，无法开展“抗团”工作。不久，杨国栋等人前往上海。 　　

1945年春，“抗团”在界首又建立了“抗团”北平小组，林建任组长，组员有赵敏行、邹炳哲、王甦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