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政策是如何被束之高阁的？

一些地方“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出现强行筹资和操作不透明问题，折射出当前我国农村一些地方存在的乡村治理失灵问题，令人警醒，发人深省。从中央到地方的众多法律制度和政策文件管不好一个小项目，凸显法律政策在农村实践层面走样变形的现实：法律政策被束之高阁。而这种表象的背后，实质隐藏着一套削弱国家法律政策效应的运作模式。

第一，政策信息的屏蔽机制。众所周知，中央的政策是通过层层贯彻的方式来落实的，在农村地区还需要村“两委”协助完成。这就决定了绝大多数涉农政策的实施都要经过“终点站”——村“两委”。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村“两委”主导涉农政策实施的权力与能量。而于农民，大多文化水平较低，政策敏感性较弱，接收政策信息渠道狭窄，因而对中央惠农支农政策要么不知晓、不了解，要么看不懂、弄不明。农村地区普遍存在政策实施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原因之一就是村“两委”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掌握着政策公布与信息公开的自由裁量权。在一些地方农村，公布什么、不公布什么、怎么公布、何时公布，都由村“两委”自行裁决。资源分配、项目安排、资金使用、利益取舍等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政策信息经常被“屏蔽”过滤，个中缘由不言自明。这种“悄然而生”的屏蔽机制，截留的不仅仅是信息，还有中央助力“三农”的资源和效益，为设租寻租和腐败行为预留了空间。

第二，秘而不宣的决策方式。村级事务与村民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紧密相连，群众普遍关心，百姓高度关注，社会敏感性强。促进村级事务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不仅是村民自治的基本内容，而且是基层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然而，多年来这一原则在实践层面常遭遇尴尬。在一些地方农村，村干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重大问题和重要事务决策鲜有征求村民意见，实质大都由村级负责人“说了算”，搞起了“一言堂”。村级决策的封闭式、神秘化，使民主决策徒具形式、止于表面，以至于决策结果常常与社情民意相左、和百姓期望相悖。

第三，苍白无力的监督机制。村干部在工作中拥有协助性权力、自治性权力和延伸性权力等多种实际权力。而现实中，村级权力由于不太被关注、受监督也较少，因而权力往往被放大。因此，即使村干部不按法律政策办事，有村民提出异议，也常常被轻而易举地搪塞、忽悠过去，几乎无民主监督可言。于是，呼之欲出的问题又重新被包裹、掩盖。事实上，在不少地方，村级财务混乱、信息不公开、工作不透明、监管乏力，已成为监督的盲区和死角，更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第四，暗箱操作的运作模式。政策信息的屏蔽机制剥夺了村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为秘而不宣的决策方式提供条件与可能，对民主监督制造困难与障碍。这三个恶性机制相互作用、相互叠加、相互强化，共同构成暗箱操作的运作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欺骗性、私利性、非法性等特征，它的形成瓦解了村级治理的基础结构，破坏了村民自治的制度空间。这也是为何法律政策在一些农村地区无法落地生根的深层症结所在。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村级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是民主治理的重要实现形式。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急剧变迁与转型的变革时期。村级治理“内卷化”，不仅导致决策失误、公共资源大量流失，而且使得法律政策走样变形、流于形式。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契机，不断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重点解决“法不下乡”“政策不进村”等突出问题，为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