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全力推进云南跨越式发展谱写好中国梦（3）

“四个全面”的实践和哲学基础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艾四林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指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四个全面”。2015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高度，谈到“四个全面”。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首次集中地阐述了四者之间的关系。至此，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四个全面”的基本内涵及其逻辑关系和重要意义，进行了系统阐释，“四个全面”重要战略思想基本形成。

“四个全面”的实践基础。理论来源于实践，任何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四个全面”是对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的反映，是对我国发展中重大现实问题的战略把握。当前，小康社会建设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理念和实践势在必行；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实践呼唤新的改革理念和实践，“全面深化改革”新改革理念应运而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依法治国，是大势所趋；全面从严治党，治标和治本统筹兼顾、自律和他律双管齐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任重道远。

“四个全面”的哲学基础。辩证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重要的思维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2015年首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

“四个全面”是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会呈现不同的形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发展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仍然面临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总揽全局，从战略高度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这就抓住了“牛鼻子”。

“四个全面”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具体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到2020年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是这一阶段党和国家必须牢牢把握的中心工作，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三大战略举措。“四个全面”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也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其他三者的目标引领，全面深化改革是其他三者的动力，全面依法治国为其他三者提供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则为其他三者提供领导保证。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就明确提出要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引领各项工作，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加快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郑筱筠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期间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于云南加快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如何进一步高扬民族团结进步旗帜，加快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在落实过程中，应当过程管理和目标管理相结合，促进示范区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的时候，要充分注重依靠民族区域内部少数民族主体自身的文化特点、社会发展特征、资源，逐步形成发展合力，在基层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最大化，培育民间自我管理能力，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同时积极营造超越地缘界线的社会发展网络，把谋求自我发展的动力锲子真正打入民族示范区基层地桩，营造新的造血管道，注入可持续的良性循环资本，形成连片成规模的发展格局，以民族经济发展示范、民生改善保障示范、民族文化繁荣示范、民族教育振兴示范、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民族干部培养示范、民族法制建设示范、民族理论研究示范、民族工作创新示范、民族关系和谐示范为目标，采取更加有力的特殊政策，因地制宜，推进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真正实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边疆繁荣开放三大跨越式发展。

要高扬民族团结进步旗帜，加快建设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优势，发挥云南省16个跨境民族族源、亲缘、地缘和教缘的优势，打造跨境民族的周边文化共同体。南亚东南亚各个国家政局的稳定性，尤其是对华关系的稳定性，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极大。因此，要全面推进周边外交，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加强团结合作，维护共同利益。在这一进程中，云南省应该充分发挥16个跨境民族族源、亲缘、地缘和教缘的优势，着力打造跨境民族的周边文化共同体，通过不同项目的实施，实现互联互通，互利互惠。

云南是全球民族、宗教多样性分布的典型地区，地缘政治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过程中，要以全局的眼光，以民族、宗教的区位优势来持续打造文化区位优势，补充经济区位动力的不足。

就我国与东盟国家开展的经济贸易关系而言，近10年来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合作方面卓有成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盟-湄公河流域发展合作”和“黄金四角经济合作”三种大合作机制等，缺乏文化机制的深度合作项目。因此，我们应该逐步建立文化机制的深度合作平台，贯彻执行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

在周边外交过程中，要以地缘主体为基础，高举民族团结进步旗帜，积极建设交流平台，根据民族和宗教的多样性，开拓多渠道的分层外交。应该以我国丰富的资源为基础，搭建各种层面的交流平台。其中，民族、宗教可以成为公共外交的交流平台之一。此外，以地缘关系、亲缘关系为纽带的跨境民族可以成为我国民间外交主体。在历史上，云南不同区域的少数民族群众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跨境民族、亲缘民族就以文化交流为平台，形成了鲜明的跨民族、跨地域发展的特点。这一跨境传播的平台也是我国积极开展多渠道的公共外交的国际性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