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迎秋:“一带一路”是中国第三次战略选择
习总书记曾多次讲到中国现在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其中最大的战略机遇就是中国自身的强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使战略机遇变得更大。“一带一路”的提出就是充分认识和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的具体探索。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我国曾经历过三次大的战略选择:第一次发生在1978-1992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国选择改革开放。选择改革,核心是选择放弃旧制度;选择开放,关键是选择放弃封闭。第二次发生在1993-2012年,这次选择的最大亮点是明确了市场取向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次发生在2013年到现在。
如果说第一选择的重点是冲破旧体制、实现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第二次选择的重点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新体制,从沿海开放扩展到沿边、沿路、沿江开放,形成沿海内地全面开放新格局。主要解决国内经济市场化和发展现代化问题,那么,当下的第三次选择主要解决的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问题。
“一带一路”涉及非盟、东盟、阿盟、欧盟众多国家和地区,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中穿非洲,环连欧亚,辐射40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30多亿人口,地域之辽阔,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市场资源和旅游资源之丰富,待开发、后发展潜力之巨大,是到目前为止其他任何区域发展战略均不可比拟的,是一个既具有雄厚历史沉绩、又充满现代发展活力的新型国际经济合作带。它的开发与建设,必然会给相关国家和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我国各类经济体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包括中新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伊土经济走廊等一系列国际经济走廊建设的机遇,包括我国倡导和发起设立的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基金和开发银行、亚洲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发展基金和投资银行等等给相关国家和我国企业发展与提供资金支持和融资便利的机遇,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蒙古以及俄罗斯等很多国家新建铁路或更新改造旧铁路的迫切要求将因此而得到兑现的机遇,包括与沿线国家生活用品需求及其制造业发展的机遇等等。
机遇与挑战始终是并存的。诸如我国与周边国家间的制度差异、技术差异、道德宗教、民族习惯以及社会文化差异甚至冲突等等,均会对我国企业走出去形成不可回避的挑战。近年来,有些企业到东南亚或非洲国家投资设厂,或与当地政府合作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虽有成就和收益,但也多因当地各种不配套而导致发展受阻,其风险和挑战同样相当严峻。
鉴于此,我国民营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就一定要做出更加理性、科学、有效的选择。一是要避免幻想、扎实工作,切实练好内功,着力做好人才和技术储备。二是要立足自身独特优势与条件禀赋,以自身核心业务为轴心,按照优势互补、合作联运原则,探讨和赚取“一带一路”发展红利。三是要坚持先易后难、先富后贫的顺序做好进入安排。四是依据效率原则灵活选择进入和参与合作的方式,不非求担当“一带一路”建设主角,但一定要善于从配角角度实现自身更大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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