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官员财产公开需要制度引领

日前卸任广州政协副秘书长的范松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2013年率先公开财产之后，一些本来很亲密友好的同事慢慢对他敬而远之，甚至盯梢防范。妻子女儿等家里人也经常埋怨他，让他感到“有形无形的压力”。

官员主动公开家庭财产，主动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这种“廉政从我做起”的态度和做法应该得到赞誉。然而，这名官员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却是冷遇和疏远。可见，十八大以来不断加强的反腐败工作虽然取得了巨大成果，但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反腐倡廉整体氛围，仍然不能过分乐观。

推行官员财产公开是反腐败的利器，也是反腐败从治标到治本的重要制度安排。然而推行财产公开所面临的阻力也不言而喻。从最近查办的一些贪腐大案来看，一些“老虎苍蝇”的胃口之大，已经完全可以用“欲壑难填”来形容。数以亿计的现金，数以十计甚至以百计的房产，以及足够开设奢侈品商铺的受贿财物，哪一项不是要藏着掖着的？有哪一项是能够拿到阳光下公开的？因此，对于财产公开，贪腐分子肯定是抱着反对、阻挠、抵制的态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范松青之举颇有“破冰”的意义，压力在所难免。

相比之下，周围人的心态更值得关注。或许范的身边真有贪腐分子，但是如果认为冷落疏远范松青的都疑似贪腐，那绝对是联想过度，夸大了贪腐分子的规模和能量。在没有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主动公开财产者容易成为“另类的少数派”。面对这样的“少数派”，人们的心理和反应往往复杂微妙。一些贪腐分子自然避之不及，将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些动机不纯的投机分子，抱着“瞧好戏”甚至“挑刺”的心态；一些廉洁本分的人，也可能在权衡利弊之后明哲保身，敬而远之；而一些内心支持反腐败、支持推行财产公开的人，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或许也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观望态度。

好制度使坏人不能办坏事，更能使好人理直气壮地站在进步的立场上，更有效果地多做好事。严重贪腐的大老虎毕竟是少数，推行财产公开的难度不应该被过分夸大。只要建立起根本的制度安排，许多人就会站在正义、进步的一方。也是在日前召开的广州市政协会议期间，有政协委员要求广州市委书记、市长率先公开财产。而实际上，包括广州市长在内，仅广东一省就有多位市长曾经表示愿意公开财产。甚至更高层次的官员，也曾经表示愿意公开财产。

在官员公开财产的意愿和公开财产的行动之间，就是需要制度建设发挥作用的地带。财产公开说起来简单，只是轻飘飘一句话，但真正的实施，却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比如需要财产公开的干部范围，财产公开的具体内容，如何核实监督，对于违法行为如何惩戒问责，在财产公开的同时如何保护干部个人和家庭的隐私等等，都需要具体明确细化。与财产公开相配套，其他一些领域的制度建设也要健全完善。比如不动产登记管理、个人财务收支监管、户籍登记制度、社会信用管理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健全完善程度，都影响和制约着财产公开制度能否顺利建立、有效推进。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巨大成果，也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必胜信心，扭转了社会心态对于反腐形势的认知和预期。这些都为治标之后的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顺势而为推进包括财产公开在内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不但能巩固目前已经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还能为进一步扩大战果，直至最终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提供坚实的制度和组织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