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军力大增,商鞅将兵伐魏
公元前340年,经过多年改革的秦国,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所以,秦国就决议和老对手魏国决一雌雄。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儿,当时魏国和齐国交战,魏国最终战败了。商鞅曾经在魏国打工,当时他是公叔痤的中庶子,后来从魏国来到了秦国,商鞅看到这时候魏国跟齐国交战,魏国失败了,觉得这个是一个好机会,可以报复魏国。所以,商鞅就向秦孝公提出了举措,并且商鞅自认统帅领兵去攻伐魏国。当时魏王就派了公子昂来领兵来抗击商鞅所在的秦国。公子昂在魏国的时候已经是名满华夏的名将,是一个打仗非常厉害的人。商鞅知道,如果凭战场上的真功夫,秦军肯定不是公子昂的对手,要想战胜魏国的公子昂,只能靠诈取。
商鞅当年在公叔痤手下做中庶子的时候,跟公子昂还有非常不错的交情,算的上是老朋友。所以就想了一个办法,商鞅想利用当年的友谊来抓住公子昂。商鞅首先给公子昂写了一封信,在信里面很真诚的回顾了当年的友谊,说当初和公子相交甚好,如今同为两国之将,不忍心互相攻伐,是否可以同公子你当面相见,缔结盟约,痛饮一番之后,我们就各自撤兵,以安定秦国和魏国。商鞅表达是这样的意思,说我如今带兵攻魏是迫不得已的,所以想和你公子昂见一面,双方是好说好散,千万别打。公子昂受到了商鞅的信之后,信以为真了,公子昂大概是一个老实人,没有真正认清商鞅的真面目。所以,当公子昂真的按照商鞅所说来到秦国军营的时候,立即被逮捕,随后商鞅就发动了对魏军的进攻,魏军失去了主帅,无法抵挡这支志在砍下更多人头的魔鬼般的军队,所以结果正如商鞅所愿,魏国的军队一败涂地。
战败后,魏国被迫把黄河以西的大片土地割让给秦国,为避秦国的锋芒,魏国还把都城都迁到大梁去了。这个时候魏惠王就说了一句话,我悔恨当初不听公叔痤的话。魏惠王已经认识了商鞅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当时国相向他推荐商鞅的时候,他没有听从。所以魏惠王就很后悔没有听从公叔痤的话,要么用商鞅,要么把商鞅给宰了。在魏惠王悔恨的同时,商鞅却很开心,因为这一战,秦国是取得了蓄谋已久的胜利,是扬眉吐气了。尽管我们看春秋五义战,商鞅这种不讲信任的做法,仍然被天下人所诟病。
因为秦国的政府,在改革之初,为了表达自己的诚信,曾经上演过立木为信,用五十两黄金搬木头的政治秀,但是此时为了击败魏军,政府的首相却不惜在天下人面前暴露自己的欺诈本性。与其说内外有别,不如说政府的本质,或者说商鞅的本质,就是诚信也好,欺诈也罢,不过都是他手中可以利用的两张牌而已,这个政府已经没有信义可言了。但是商鞅却不在意,因为结果确实是让商鞅和秦孝公非常的满意,所以这个时候最高兴的就是商鞅和秦孝公了,商鞅通过这场对魏的战争,用铁的事实证明他已经通过变法使秦国跑步进入了一流军事大国的行业,使秦国的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升。为此秦孝公当然也要重赏商鞅,不仅亲自出城去迎接商鞅回国,还把十五个邑封给了商鞅,赠其号为商军。从那以后,卫鞅或者公孙鞅这个名字,就被商鞅所代替了。
变法使夷狄之邦更加暴戾贪婪
至此,商鞅的事业也达到了前所未极的巅峰。商鞅本人也成为秦国一言九鼎的大人物,大人物是非常容易自我膨胀的,更何况商鞅是把秦国鼓捣成了一个超级大国,所以他更有自我膨胀的充足的理由。在变法之初,商鞅为了让他的新政得以推行,对太子的老师毫不留情,一个对太子犯法之后,让太子的两个老师都受到了重罚。在变法的时候还有一些普通的贵族和平民,对变法是说三道四,商鞅同样采取了从重、从快的处置方式。其中一次,处决的反对派多达数百人,也正是以这种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商鞅的改革才得以推行。很荒谬的是,对反对变法的人商鞅给的无情的打击,对变法唱赞赏歌的人,商鞅同样也不放过。有一些原本说过变法坏话的人,大约是从变法之中得到了好处,于是转而歌颂变法。商鞅没有像常人想象的那样对此感到高兴,甚至把这些唱赞歌的人,组成一个宣讲团,到全国各地现身说法。他的处置是把这些唱赞歌尽迁之于边臣,把这些唱赞歌的人,对变法说好话的人,全都下放到偏远的地区。商鞅给予的又是此皆乱化之民也,也就是说,这些说好话的人,都是扰乱国政的人。
商鞅认为,对国家的政策,民众是既不能反对也不能赞美,为什么有这种奇怪的要求呢?商鞅认为政府不希望民众对国家的政策说三道四的,这些民众只能像机器一样不折不扣认真执行就行。这些民众有的反对,有的支持,都表明这些民众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在那样一个时代,独立思考是一件另统治者睡不着觉的事情。所以对商鞅来说,无论是反对还是赞美,都是不允许的,都给予严厉的惩罚。我们可以看到,商鞅的变法,他是以暴政的方式来推行的,但是这种变法的结果,却是非常神奇的使秦国强大到了另诸侯国望而生畏,最终也使得后来的秦始皇能够统一六国。但是大国的崛起,不仅没有改变秦国的国际形象,反而使得更加的糟糕。
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因为偏僻闭塞、文化落后,而被东方诸侯国看作为夷狄之邦,而商鞅变法之后,除了被认为是夷狄之邦外,更加上贪利忘义、不讲诚信和暴戾凶残的骂名。所以在《史记》之中,司马迁就记载了魏国的公子无忌对魏王说的那些话,“秦国和戎敌等野蛮民族是同风同俗,而怀有吞并天下的虎狼之心。它贪婪暴戾,见利忘义,蔑视人世间的道德准则,只要对自己有利,哪怕是亲戚兄弟也六亲不认。所作所为,简直如同禽兽一样,这已经是天下人的共识了。所以,我们看到东方的诸侯国并没有因为秦国的强大而把它看作文明强国,而正因为秦国是通过这样一种暴虐、野蛮的方式迅速崛起来的,更被认为秦国是贪利忘义,不讲诚信,暴戾凶残。
但是,商鞅和秦孝公没有看到也没有在乎天下人的共识,他并不害怕其他人对他们的非议和对改革的诋毁。商鞅和秦孝公完全沉浸在大国崛起的喜悦之中,只要秦国民众都一心一意的从事农业和打仗,对于秦孝公来说,国库里面就有充足的粮食,战场上也随时能派出如狼似虎的军队来吞并其他诸侯,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至于秦国的国际形象,民间的舆论,人民的幸福,在商鞅和秦孝公看来都是虚无缥渺的东西。圣明的君主和能干的商鞅,根本不去关注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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