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深刻的历史思维 深远的历史眼光（2）

——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历史的关系进行新的阐释和总结，祛疑释惑，为正确认识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提供正确思想指导和科学方法论。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这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这两个历史时期既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明显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但同时又都是我们党领导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实践探索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和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改革开放前实践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坚持、改革和发展。历史是连续的生动的丰富的发展着的客观进程，既不能割断也不能虚无，事实上也割断不了虚无不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

——对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历史进行新的阐释和总结，深刻论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习近平同志系统回顾总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外国到中国500年来的历史，深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艰辛探索到破浪前行的历史进程，深刻阐明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探索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终于开创并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同志对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历史的回顾总结，科学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结论。

——对5000多年中华文明进行新的阐释和总结，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牢记中华民族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和警示，从中获得有益的镜鉴和启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既需要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地前进。

三、以深刻的历史思维、深远的历史眼光，科学阐明必须正确对待党的历史，更好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

——正确对待党的历史，事关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在党的十八大前后有关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指出，一定要以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他强调，正确对待党的历史，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抵制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的必然要求，是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运前途。

——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必须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线和主流。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始终致力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这一不懈奋斗的伟大历程，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线。90多年党的历史，就是围绕这个主线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成果的历史，就是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这就构成了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只有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线和主流，才能从党的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中获得继往开来的强大动力，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必须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的失误和曲折。强调党的历史的主线和主流，并不是要否认党在历史上的曲折和失误。我们党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从事的是人类历史上极其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在艰辛探索的历程中，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一些失误，遇到这样那样一些曲折，甚至付出惨烈的代价。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一切正义事业胜利的逻辑。重要的是要从正确的立场和积极的目的出发，正视失误和曲折，认真考察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深入分析产生问题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特别是要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从中探索出防止重犯错误再走弯路的正确办法和对策，不断提高水平增长本领。事实上我们党也正是这样做的，这可从中央专门作出的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得到生动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