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变天对西方的挑战 （3）

改革没那么容易

面对西式民主的批判，为之辩护的各色人等最常用的理由是：西式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可是令国家破产的制度难道不是最坏的制度？选出希特勒的制度难道还不算是最坏的制度？一个让海地这样的国家几百年都走不出贫穷、现在连选举都无法举行、国家陷入僵局和混乱的制度还不是最坏的制度？

希腊变天，把欧盟逼到墙角——假如极左政党真的废除与欧盟达成的援助协议和赖掉债务，将迫使希腊退出欧元区，无疑会引发一场欧元区的经济地震和欧盟的政治地震，毕竟后面还有同病相怜的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以及情况非常类似的意大利和法国。但假如妥协，其后果也同样严重：不仅助长其他问题国家有样学样，也令担任救助责任的国家无法承受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

然而相对于经济困境，更重要的则是：西式民主制度的改革提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西方从昔日少数的精英票决民主转变为大众票决民主，不是增加票数这么简单。一个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丧失。在有限选举阶段，鉴于选举成本不高，资本对政治精英的影响还不是决定性的。但现在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不仅政治要受民众、甚至民粹制约，也由于选举规模扩大和成本的几何增长，对资本空前依赖。可以说，今天的西式民主制度既无法遏制民众的贪欲，也无法控制资本的疯狂，经济危机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经济危机的后果则必然是政治危机——这已经被人类历史无数次证明的规律。

关于这一点，其实西方的民主理论家们也早有警觉。英国的J.S密尔1861年在《代议制政府》里就明确提出要“允许执行这类高级职务的每一个人有两票或两票以上的投票权”、“当一项职业要求经过严格考试，或具备重要的教育条件始能从事时，其成员可立即给予复数投票权。同一规则可以适用于大学毕业生，甚至可以适用于持有讲授各种较高级学科的学校的合格证件的人”(商务印书馆135页)。

尽管这本书被西方学者公认为有关议会民主制的经典之作，但先贤们的先知先觉并没有引起后世政治人物的重视，并最终走向全民普选。显然在民众可以通过选票掌控一切的情况下，今天的西式民主体制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改革的能力。

一是民众拒绝减少福利的改革，民众可以游行、示威、罢工，也可以选出迎合自己的政党，希腊就是最新的例证。不仅希腊，一向反对设立最低工资的德国，今年也不得不屈服。虽然现实证明，实行最低工资制的国家失业率是没有实行最低工资制的国家的两倍。所以说，西方将无法从经济上解决债务问题。根据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70%，将发生经济危机。

二是政治上，民众拒绝任何削减投票权力的改革，政治人物只能在现有框架上隔靴搔痒。欧债危机最严重时，我曾和法国著名智库的一位学者谈到选举权的改革，提了一个小小的改革建议：既然无法一人拥有多票，可否把选举年龄推迟到三十五岁。三十五岁一是有了社会经验，二是有了家庭，会大幅提高社会的理性和成熟程度。只是这位学者苦笑以对。在法国一欧元的福利改革都大有引发革命的味道，更何况要动选举权呢。

从西方的历史上看，这确实是一个走极端的政治文化。要么是君权神授，君主不受任何限制，要么是人民主权，人民绝对正确。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但常识则是由普通大众组成的人民也同样会犯错误，甚至更容易犯错误。法国大革命后两度用选票终结共和走向帝制就已经是活生生的例证。毕竟普普通通的百姓只关注眼前和切身利益。希腊悲剧就是人民主权一手导致的。现在这个悲剧还在以选出极端政治势力的方式而继续上演。

所以面对此次经济危机，美国、欧盟、日本等唯一的应对之道就是一轮轮的治标但不治本的量化宽松，而不是进行政治和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假如在它们的老本消耗尽之前仍然无法改变，今天的希腊就是他们明天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