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指挥枪”是我军的命根子（2）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是我军最大的政治优势，是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党的事业成败之所系、国家民族安危之攸关。我军诞生之初，农民和从旧军队起义过来的人占大多数，许多人雇佣思想、自由散漫、无政府主义和军阀作风等比较严重。正是靠党的领导，把一支散漫如豆的队伍建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新型人民军队。罗荣桓元帅在回忆我军初创阶段时说：“如果不是毛泽东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问题，那么这支部队就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敌人消灭，也只能成为流寇。”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打了400多次战役，歼灭了数以万计的国内外敌人，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我军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历史任务，而且经受住了各种政治风浪的考验，成为党和人民高度信赖的、捍卫社会主义江山的钢铁长城。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能够巍然屹立、逐步走上繁荣富强，“风景这边独好”；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日益巩固，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渗透，“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枪杆子牢牢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有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忠于国家和人民的英雄军队。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重要力量保证的现实需要。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政客、国内反动派都预言共产党的天下坐不了几天。这种怀疑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千方百计地从各个方面加以遏制，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是他们的重点攻击目标。他们宣扬“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鼓吹军队中不能建立共产党组织，军人没有参加共产党的权利，军队和军人对各种政治活动保持中立，说到底，就是妄图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改变我军的性质，进而推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兵权之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之所去，则随之以亡。”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搞“新思维”，在军队中取消政治机关，默认一切政治组织都毫不例外的有权在军队存在，导致苏共失去对苏军的领导权，最终苏共下台，国家变色。这种历史悲剧决不能在社会主义中国重演。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与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等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坚强支柱。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然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动摇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要履行好职责，完成好使命，就必须铸牢强军之魂，牢牢把握“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由此可以看出，习主席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特别强调“听党指挥是灵魂”，是多么正确和富有远见。

人是需要信仰的，这种信仰越崇高，越接近真理，越能使人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所做的牺牲；那里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我军从来都不讳言自己的政治信仰，公开承认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唯一宗旨，也是我军的唯一宗旨，我们党和军队除了国家、人民利益外，没有任何自身特殊的利益。这决定了我军是党的军队，也是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三者是高度统一的。这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能够实行的根本原因，也是“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在我军行不通的根本所在。

遵义会议召开至今已经80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翻开了新的一页，迈出了新的步伐，但是，历史不可忘记。我军作为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一条根本性的内在要求，就是要深入挖掘和整理、继承和发扬光大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的精神和价值，让历史的启迪永在，让军魂的精神价值永存，把全军指战员对党的信仰融入血液转化行动，始终确保“枪听我的话，我听党话”， 以“强军梦”支撑“中国梦”，为深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

（作者系中国军事文化研究会理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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