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指挥枪”是我军的命根子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来说，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之前的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央苏区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并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在战略转移时，“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前夕，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军围追，陷入被动挨打、濒于全军覆没的危机。在这个极其危险的历史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对红军长征的胜利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长征中，红军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残酷的战争环境、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复杂的党内斗争等多重考验，创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观，最重要的就在于党中央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牢固确立和贯彻了“党指挥枪”的原则，牢牢把握和坚守住了我军的命根子。我们说遵义会议意义重大，大就大在这次会议在危难的关头挽救了红军，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精华。

“党指挥枪”，是我军从诞生那天起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一条根本原则。南昌起义时，起义队伍中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明确提出“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党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初步建立了党在军队中的组织体系。古田会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制度和措施。遵义会议，则在对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上、在对军事“三人团”的改组和调整上，确保了这个根本原则的贯彻和实施，保证了红军的转危为安，保证了人民军队能打仗、打胜仗。长征路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张国焘与党争军权、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保证了党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时深刻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着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着眼我军履行新任务新使命，反复强调：“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军队的性质。八十多年来，我军之所以能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经受住各种考验，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就是靠党的坚强领导。这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人民日报2014.10.14）可见，党指挥枪是人民军队的性质所系、宗旨使然。坚持这个原则，就是坚守我们的命根子，永远不能变，须臾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