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参加者的回忆—朱 德

毛主席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观点，到处撒种子，武装群众，采取母鸡下蛋的办法，所以革命力量发展很快。

在立三路线时，军事上又发生了错误，但是立三路线对红一军团的影响较小。毛主席坚持了根据地思想，不赞成部队过远，过久地脱离根据地去打大城市。

一九三O年六月在汀州，中央派涂振农来传达立三路线时，成立了红一军团。包括四个军：红三军黄公略，红四军林彪，红十二军伍中豪，红二十军胡少海。由汀州出师，浩浩荡荡北上，先打下樟树，再过赣江打高安、上高等地，接连攻下十余县，事实上还是游击战争，所以取得了胜利。由于发动了广大群众，部队也有很大发展，出发时一万人左右，这时约有一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本来命令我们打南昌，我们知道打南昌没有把握，故只在“八一”的那天，派罗炳辉带了一点队伍到牛行车站去示威，以纪念三年前的南昌八一起义。当时红三军团却把长沙打开了，不久又退出来。但李立三又命令我们配合红三军团再打长沙。记得当时红三军团曾派袁国平为代表来说，红三军团已有三、四万人，包打长沙，红一军团只开到附近，作预备队助助威就成了。红一军团入湖南，先打文家市，消火了戴斗垣．取得了很大胜利(我们从敌人手中缴获无线电台，这是第一次)，然后才与红三军团会合于浏阳县永和市，成立了红一方面军。但长沙打了三次并未打下。毛主席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小央的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的，准备好转弯的步骤。

长沙打不下，我们又实事求是，冷静地估计敌我力量，准备折回江西。但中央不准，有些干部也反对回江西，还要我们去打武汉，打九江。红三军团大部分同志亦不同意折回。我们七弯八弯，弯了很久，才把部队带到了萍乡，我们当时主张先打吉安，得到兵员补充后再打九江，而且说包打下，中央才同意了。十月间，吉安果然打下。站队有一个发展，退出吉安过赣江时，红一军团约有三万人。这对于准备打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有很大意义。

第一次反“围剿”打得很好。一九三O年十二月三十日，龙冈一仗，张辉瓒两旅全部被歼，缴枪万支，张及其部下万余人未走脱一个，全部被俘。接着打谭道源师，也将他大部消灭。其他许克祥、毛炳文、朱绍良等部闻风而逃。敌人第—次“围剿”被打破。这说明了：只有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诱敌深人，才能大量歼灭敌人。这是用事实反对了立三路线。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力量。如果不把立三路线反掉，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

红军休整了四、五个月，一九三一年五月又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这次反“围剿”也打得很好。但这时已经有些不同了，因为项英来了，发生了一些分歧。但错误意见未占上风，红一方面军仍由毛主席领导，所以很快取得了很大胜利。这个胜利，仍是诱敌深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而取得的。东固、富田一仗，首先消灭公秉藩、王金钰，然后经白沙、中村、广昌，一直打到建宁，共十五天时间，横扫敌人八百里，五战五胜，打垮敌人十六个师，俘获敌人和缴获枪弹的数目很大。

敌人进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亲自指挥。战役是一九三一年七月开始的，敌人分三路由北而南长驱直入，贞趋苏区的兴国、雩都，形势是极为紧张的。我们撤退，迅速转入兴国根据地，并在进攻的三路敌人中间，在良村歼灭厂敌五十四师郝梦麟部，在黄陂歼灭了敌第八师毛炳文部。我们在敌人两路夹攻，不到二十里宽的区域中转移出去，进退自如，打得相当巧妙、这都是由于群众条件优越，将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弄得敌人疲惫不堪。最后又在方石岭、张家背消灭敌五十二师韩德勤全部及敌第九师蒋鼎文的大部，结束了第三次反“围剿”。

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当时我们只有五万人，三万支枪，粉碎丫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蒋介石、外国人，都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连党中央也不相信我们只有那么多人。

这一胜利以后，党中央就冲昏了头脑，根据苏区胜利与九一八事变的新的情况，作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提出要“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取消游击战争的方针，要打大城市。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中央命令红军打赣州，结果打不开，这又是不应打大城市的一个证明。在这以前，毛主席主张向东北发展，分散以争取群众，一直把网撒到浙江去，打到蒋介石的老家。如若实行，我看红军发展可能上十万人，同时也会更扩大苏区。但可惜这一主张当时被否定了，不久，军事上由教条主义出来负责，方向从此又搞错了。红军三大任务，改作只剩下了一个打仗，不做群众工作，不筹款，因此就脱离了群众，又保障不了供给。以后红一军团虽也打了很多好仗，但今天看来，很多都是空打的。第四次反”围剿”时，因为有前三次反“围剿”经验，所以还打了一些胜仗，但教条主义已经把红军削弱，把游击队吃掉。在军队组成上，只盲目地强调“成分”，对于工人干部，不问其能力、经验如何，把他们提到师、军级的领导岗位上，而全不知我们在农村绝没有许多工人参加红军的实际事实。教条主义的特点，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不从中国情况出发，而是从苏联情况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不晓得要把我们这样一支军队，完完全会变成一支象苏联红军一模一样的军队，是绝对不可能的。

第五次反“围剿”，就更坏了，完全是洋教条，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打堡垒战，搞短促突击，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拚。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伴随着其他方面的教条主义，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直到遵义会议，在毛主席领导下，才结束了错误路线的领导。长征后，红一、三军团一共只剩下了七千人，这都是教条主义拒绝毛主席的正确思想，把方向搞错了的结果。

抗战以来，晋察冀军区、山东军区、新四军黄克诚部，这些都是红一军团的底子，都有了较大发展。但在抗战中，对过去作战的经验教训，有的同志仍未很好接受，在思想上仍有争论。洛川会议，毛主席主张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以游击战争为主，积极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力量。但有些地方并末很好执行，仍想多打大仗，不知道我们主要的是进行游击战争，应当放手分散去争取群众，发展力量。仗，是必要打时才打的，不必要的仗，一定不打。别的不说，我们处在农村，身上子弹没有几颗，有什么必要打大仗，打大仗又能打几回呢?在抗战中，我们的军队都有很大发展，这是由于毛主席抓得紧，我们有些错误，得到了及时纠正，这才使部队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红一军团干部，有良好的传统：英勇善战，善于管理部队，又会做群众工作，但你们应该知道，你们身上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切不可自高自大。比如说，你们的同志中有的以为自己是正统，是模范，不管到什么地方工作，总是硬搬硬套，到处和人家搞不好，结果到处碰壁。大家要知道，到别的地方工作，要尊重人家，然后才能使自己提高，并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红一军团同志跟随毛主席搞了这么多年，要把毛主席的思想真正搞通了才行。把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学好了，才能把事情办好，才不愧是毛主席的学生。要很好学习毛主席实事求是和谦逊的态度，自己不管到什么地方工作，随时都要虚心，要看到人家的长处，并善于向人家学习。

最后，还要讲一个山头主义问题。我们是从井冈山下来的，客观上是个山头，但主观上不可有山头主义。我们切不可居功。群众风起云涌，烈士牺牲性命，如果有功，功是他们的。离开了群众，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出来。比如说，我个人，中外人士部知道，好像我是三头六臂，实际上，我只是广大群众事业与功绩的代表中的一个而已。一定要记住，如果有功，功是党的，是群众的。

(1944年在延安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讲话的摘要。见《朱德选集》第129一134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