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奏”与“尾声”

在人们的想象中，长征到达遵义后，中央临时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立即贯彻执行决议，诸事完成，一帆风顺。其实，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遵义会议如同一首宏大的交响乐，有它的“前奏”和“尾声”。“前奏”，为这次会议的成功作了充分铺垫；“尾声”,为会议做了大量的后续工作。如果没有“前奏”和“尾声”,遵义会议是不可能成功的。

前奏

交谈。遵义会议的“前奏”较长，它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决定长征前就开始了。“前奏”的主要演奏者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他们代表了广大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前奏”的核心内容是对错误的军事路线的不满。但开始，他们对这条路线实质的认识尚不清晰，也不够深刻。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转移前，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之间，虽然没有相互交换对当时中央军事指挥错误的意见，但相互间大体上知道对方的看法，是“心照不宣”。长征出发时，毛泽东得知张闻天对中央“三人团”（ 李德、博古、周恩来）将毛、张、王三个政治局委员，分散到各军团行动有意见，就立即向中央提议，转移时将他们三人安排在一起。“三人团”采纳了这个意见。这为他们长征路上交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深化认识，创造了条件。当时张闻天对博古“左”倾错误的不满，在同毛泽东闲谈时已有所流露。

长征途中，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动和宿营，常常谈论党和红军的大事。进入湘南以后，毛泽东开始对他们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最先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机局面，必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的错误。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拉开了序幕。之后，毛泽东又同周恩来、朱德谈话做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12月初，过了湘江以后，毛泽东看到红军遭到惨重损失，（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认为必须结束这条错误路线，于是向中央提出开会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这是正确路线向错误路线第一次公开叫板。此时，红军中对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也在迅速增长。但当时忙于转战，不可能坐下来开会讨论军事路线问题。

张、毛、王三人形影不离，经常交谈，人们把他们叫作“新三人团”。对此博古、李德很不满，认为他们是搞“非组织活动”和“小团体”。但因为当时敌情紧迫，内外交困，早已自顾不暇，也只能对他们听之任之了。

较量。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两条路线首次公开交火。李德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方针。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红军北上这一新情况出发，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博古则支持李德的观点，两条路线的阵营初见分晓。可以说，通道会议是遵义会议的预演，也是双方思想和智慧的较量。结果，毛泽东所代表的路线初战告捷，否定了李德、博古北上湘西的意见，这就更加鼓舞了毛、张、王的斗志和信心。当时争论的问题只限于行动方向，还没有提出五次反“围剿”的错误问题。由于战事紧急，只能先征战转移，其他问题只得“且听下回分解”了。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贵州的黎平召开。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旧调重谈”，仍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造新的根据地。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双方争论很激烈。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阐明利害。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它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的地区”。这次较量，李德、博古又失败了。至此，双方战成“2∶0”。这成了遵义会议的进一步演习，也是未来会议成功的好兆头。

经过这两次围绕行军方向的公开争论，双方都明白，一场内容更丰富、形式更激烈的斗争的展开，只是时间问题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方乘胜跟进，强烈要求黎平会议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根据中央领导人内部存在争论的情况，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这就是说，遵义会议是拟议中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一个月就决定要召开，并非红军攻占遵义后的临时安排。当然，事先并未决定、也不知道这次会议叫作“遵义会议”。

根据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中革军委作出《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具体规定了中央红军的行动计划。这时，中央“三人团”的军事指挥实际上已很难起作用了。但从组织上说，它依然是中央的最高指挥机构，不能等闲视之。

斗争节奏在加快。1935年元旦，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翁安县猴场召开会议，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有二:一是以“决定”的形式确定了行军方向问题。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人反对李德、博古坚持不过乌江，要回头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这样就必须过乌江，彻底堵死了李德、博古的回头路。这次会议的另一个更重大的意义，是限制了李德在军事上的独断专行权。《决定》强调：“关于作战方针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上作报告。”这就改变了以往李德取消军委的集体领导，压制军委内部不同意见而个人包办的状况，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重要的准备。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比前一年十二月间中央军委所作的《决议》，不仅更具法律权威性，而且其内容涉及军事指挥权的问题。

从此前两条路线较量的情况看，在拟议中的政治局会议上正确路线取得胜利似乎问题不大。但为做到万无一失，毛泽东提出把政治局会议变成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什么提出这一建议呢？“毛泽东考虑到政治委员中有近半数人不在遵义，在遵义的又未必都能支持他的主张，就又建议将会议扩大到红军军团指挥员一级。红军将领中许多是从井冈山到历次反‘围剿’都和毛泽东一起战斗的，他们早对李德、博古的瞎指挥不满。他们的参加会议，使毛泽东增加一批天然的支持者。这就保证了他的正确主张，能在会议上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这一建议被采纳。后来，参加会议的除了6个政治局委员和4个政治局候补委员外，还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他们都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对李德、博古提出批评，保证了会议成功。

排兵。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遵义，获得暂时的喘息机会，也为落实早已决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供了时空条件。1月9日，中央纵队入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新城同一座楼上，随时交谈关于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的一些问题，其中主要是会上的斗争策略和三人发言的“排兵布阵”。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这样的安排：在博古作了报告和周恩来作副报告后，首先由张闻天发言开头炮。他的发言“提纲”是会前一个月来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形成的，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伍修权说张的发言提纲是毛起草的)。他分工负责系统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左”倾军事错误。为什么毛泽东执意让张闻天先发言呢？“因为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虽然略低于博古，其学识影响实际超过了博古，这就显得更公正和有分量，别人听起来也更有说服力。”张发言之后，毛泽东紧接着发言，负责剖析导致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对“左”倾军事路线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和概括；继而王稼祥发言，主要是作补充，支持张、毛的观点，并提出更换军事领导，由毛泽东指挥红军的建议。他们预计连发三炮后，会带动一批人发言，并赞同对李德、博古的批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排兵布阵收到非常好的效果。王稼祥发言之后，朱德、刘少奇、陈云、邓发、彭德怀相继发言，都支持张、毛、王的意见，“左”倾军事领导顷刻间全线崩溃。

策略。关于会上的斗争策略问题，在遵义会议“前奏”阶段毛、张、王也作了反复研究，形成了两点共识：第一，只讲此前军事路线的错误，不能讲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尽管这是事实）。因为，当时军事问题是头等重要而迫切的，政治路线问题可留待以后再解决；另外当时中央的政治路线是经共产国际批准的，而且与张闻天、王稼祥紧密关联。说政治路线错误，不仅牵涉面太大，而且张、王当时也不易接受。所以，毛泽东主张在会议上不仅不说政治路线错误，相反还要说“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第二，对待李德、博古要区别：对李德毫不留情，对他的“老子说了算”造成的严重军事错误，要严加批判；对博古则留有余地，对事不对人，对这个才20多岁的中央领导人，尽量予以爱护，帮助他认识错误，以分化他们二人，孤立李德。以上这两条策略，毛、张、王在后来会议的发言中，都加以贯彻，收到很好的效果。会后，博古认真思考大家的批评，不闹对立，不搞阴谋，逐步做到真诚拥护新的中央路线，为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而李德这个“绊脚石”、“太上皇”则彻底被搬掉。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总之，遵义会议有一个内容丰富、构思周密的“前奏”，包括交谈、较量、排兵和策略等方面。万事俱备，只等开会。1935年1月14日，外地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员，接电后急速赶到遵义。15日至17日，会议如期举行，这首宏大的交响曲便由“前奏”进入“高潮”。对“高潮”部分，已有许多论著详论，本文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