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4）

蒋介石那套“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的战略设想，讲起来仿佛头头是道，其实完全脱离实际，不仅最终全归落空，而且使他那点本钱不断削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一步一步发生变化，种下国民党军队兵力越来越不足、捉襟见肘、无力应付的严重后果。这在以后将一一显示出来。

国民党方面编写的战史，谈到解放战争初期的华东地区作战，作了这样的检讨：“当时徐州绥署之战略观念（构想），系以扩大占领地域为目的（渐及于规复苏北、打通必要交通线），故平均使用兵力，同时向多方面发展。因此，既无歼灭匪军之意图，亦无捕歼匪军之方案及部署。此为在战略构想上最大之错误。”“先求控制地域，致兵力渐形分散孤立，予匪军实施运动战（机动作战）逐次击灭之好机，匪且趁势发展壮大，致使双方战力，匪长我消。” 撇开其中一些污蔑性用词不说，也且不讨论国民党军队有没有可能先来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有生力量，他们检讨中指出的战略性错误有很大部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只是他们还没有勇气指出这种错误的战略观念不仅是徐州绥靖公署的，其实正是蒋介石的战略指导方针。

稍后，国民党军队向山东和陕北发动重点进攻时担负黄河中段防守的第四绥靖区司令长官刘汝明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是备多力分，处处守，处处薄弱。共匪是打仗的专集中打仗。比方三十五年（注：即一九四六年），我担的任务，就是确保开封、菏泽；固守通许、陈留、兰封、考城、东明、郓城、定陶、曹县、柳河、民权……；还要维护铁路交通。以我那些兵力，四处一分，就动弹不得，没有活动力量。这样匪是完全主动，我们完全被动。匪有选择作战时间、地点、目标的行动自由，我们就被动摆在那里挨打。因此匪在盘据区内，就用不着防守兵力。我分为十，匪合为一，像柳河、民权、曹县、兰封、郓城等处守备部队，均先先后后被匪袭击围攻，以大吃小。结果匪积小胜为大胜，渐渐庞大。我们累积顿挫就渐渐削弱。损伤消耗的兵员、武器、器材，也缺乏相对平衡补充。兵力日减，次要地方也无力兼顾。” 以后，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行动，正是从刘汝明部守备的这个“处处薄弱”的地区开始突破的。

郝柏村也感慨地写道：“蒋公虽以歼灭共军有生力量为思想，但其所关注者则是地的得失，故在日记中以攻占某城某地，且亦指示某城某地必须坚守。是以自剿共以来，无论关内关外，国军占领了很多重要城镇，但党政不能在地生根，必须国军保护，故占领城镇越多，包袱越大，部队不能机动集中，致被各个击灭。”

这里，使人联想起当年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扫荡”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时采用的“囚笼政策”。他们依托一些城市和几条交通线，不断扩张占领区，增加据点，来封锁和隔绝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使抗日根据地日渐缩小，部队的回旋余地和给养供应遇到严重困难。刘伯承曾形象地譬喻这种“囚笼政策”说：“铁路好比柱子，公路好比链子，据点好比锁子。” 他们企图用这样的方法来逐步消灭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确实大大增加根据地的困难。彭德怀指出：“可是敌伪深入我根据地后，普遍筑碉堡，兵力分散，反而形成敌后的敌后。主要是交通线空虚，守备薄弱，这对我是一个有利的战机。” 一九四○年八月至第二年一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是从对分割晋察冀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正太铁路发动“大破袭战役”开始的。日军的“囚笼政策”不仅没有奏效，反而使八路军将士在残酷的战斗中得到锻炼，变得更为坚强有力。日本侵略者束手无策，华北方面军编印的《对华北方面共产势力之观察》对八路军的作战这样评论：“其上级干部多为经验丰富干练之士，其统率才能十分高超，尤其对分散于广阔地区的多数小部队巧妙的指挥运用，必须瞩目。”“共产军之机动游击战法极为巧妙而执拗，已逐渐成为我治安之最大障碍。”

历史当然不会雷同，战争的性质也不一样，但有时确有相似之处，很可以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