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部20年前出版的著作,其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分析逻辑、主要观点、政策建议乃至经济预测几乎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对一部社会科学研究著作来说是很少见的。不过,当年这部著作出版时,在学界引起的反响更多的是质疑,不仅认为提“中国奇迹”为时过早,经济预测过于乐观,更多的是对中国“渐进—双轨式”改革路径的否定,认为扭曲的体制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这在当年我们为这部著作举办的为期两天的出版座谈会上经济学家的争论中可见一斑。当然,当年争论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上,媒体上曾报道了林毅夫与张维迎之间的那场辩论,称之为“北大交火事件”。
张维迎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来的极有社会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长期从事现代企业理论的研究,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主张国企改革的出路在于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张维迎的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也由我们出版,同样列入“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其后我们还出版了他关于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等方面的著作,并围绕其企业理论也召开过学术研讨会。
林毅夫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当时的主要问题在于承担了沉重的政策性负担,包括违反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战略性政策负担,以冗员解决就业问题和以企业负责职工养老的社会性政策负担。政府必须为政策性负担负责,因而产生了政策性补贴。由于政府作为所有者和企业作为经营者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使得企业能以政策性负担为借口,要政府为其包括由于经营不善和道德风险所导致的所有亏损埋单,从而有了预算软约束。林毅夫认为只要存在政策性负担,任何所有制形式的企业都会有预算软约束,也都不会有效率,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消除政策性负担,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片面强调“委托—代理人”之间的道德风险,不能解决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问题。他认为,享有剩余索取权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要统一起来,只有在股权集中的中小企业才能做到,股权分散的大型企业不管国有或民营都同样面临“委托—代理”问题。要解决代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产生道德风险,侵蚀所有者的利益,必须依靠公平竞争的市场使企业盈利状况成为企业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并据此来制定经理人员的奖惩,以使代理人和委托人的激励相容。因此,创造公平而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比简单的私有化重要,有了这种外部市场环境,并改进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国有企业也可以是有效率的。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受限于该书的主题,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分析还不够深入,于是林毅夫、蔡昉、李周又合作了《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一书,交我放入“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于1997年初出版。严格来讲,林毅夫与张维迎是用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研究的,就理论的内部逻辑而言,都能自圆其说。这种论辩只要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有利于推动学术进步的。针对学界对《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的讨论,以及改革实践的推进,他们三位又于1999年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作了更深入的阐述,进一步完善他们的理论。
进入新世纪以后,林毅夫在继续关注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发展经济学理论层面的研究上。2006年我出差去北京,林毅夫到亚洲大酒店来看我,介绍了他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进展,说及他接到了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将于2007年去做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马歇尔讲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论坛,从1946年起每年邀请一位经济学家做讲座。林毅夫是第61位主讲者,在这之前的60位主讲者中有15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谈话中,林毅夫向我详尽地介绍了他准备演讲的内容,打算以《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提出的经济体制内生于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构建一个数理模型,用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对这个理论模型的各个推论做经验检验。我意识到这标志着林毅夫的研究已经超越了以往的战略和政策层面,在基本理论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当即向他组稿,希望将演讲稿的中文版交由我出版,林毅夫一口答应。以后我又多次催促林毅夫尽快交稿。2008年,林毅夫致电与我,告之因为北京大学领导一再要求他将此书放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他作为该校教授无法拒绝,希望我能对此事予以谅解。我虽觉得有点遗憾,但也认为在北大出版社出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本书的英文版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是《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共有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予以推荐,创下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纪录。2008年,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后,先后考察了数十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用他的理论分析框架来观察这些国家的发展转型过程,并结合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转型的实践,在理论和政策的层面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于2011年初正式亮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旗号,并把它视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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