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与他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林毅夫说，中国经济学家获得诺奖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就学术环境而言，我们还缺乏具备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学学术期刊，诺奖现有的学术评价的标准和体系以及投票机制，也还不利于中国经济学家完整地展现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得到公正的评价。这些都需要包括中国经济学家在内的方方面面持续不断的努力。

最早知道林毅夫这个名字，大约是在1988年。那时我在上海三联书店任总编辑，记得有一次去北京组稿，见到上海老乡周其仁，他告诉我：他所在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新来了位副所长，叫林毅夫，刚从美国学成回国，在美期间曾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又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此人受过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有机会你可以向他组稿”。那时我正在策划主编“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这套书的宗旨是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试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从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的角度看，林毅夫当然是这套丛书最理想也是最紧缺的作者。于是，利用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机会，我找到了林毅夫，向他介绍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的情况，并提出了约稿的请求。记得当时林毅夫很坦率地告诉我，目前他的研究领域在中国农业发展方面，但研究成果还未达到出版专著的程度，他还说一旦研究成果成熟，会找我商谈编辑出版事宜。

从那以后，林毅夫的研究进展情况一直在我的牵挂之中。1991年初我去香港工作，担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的总编辑。那一年的夏天，林毅夫出访美国途经香港，打电话约我见面。到他下榻的酒店后，看到在座的还有他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学长王于渐先生，王于渐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后来担任香港大学的副校长。林毅夫把王于渐与我约到一起，一个目的是为了介绍我们相识，帮我在香港打开学界的局面。这次见面，林毅夫向我介绍了他的研究工作，目前主要精力已放在研究中国的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前一阶段他关于中国农业发展与改革的研究有了成系列的成果，约有十来篇论文，并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结集出版。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个喜讯，在这之前，我知道他关于中国农业发展与改革的多篇论文已经刊发在国际一流经济学杂志上，备受国际经济学界的关注。我们约定将这部书稿放在“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中。

1991年年底，林毅夫将书稿寄至香港，那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我在宿舍里做的功课就是编辑这部名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著作。这部著作集中了林毅夫最初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成果，10篇论文大多是关于中国农业发展和改革的经验实证分析，侧重于制度和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变迁的原因。这本书当然是中国经济学当时最具国际规范的研究成果。但是，令我更感兴趣的是，书中所收的最后一篇题为《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的论文，使我对林毅夫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