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

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后，红军有很大的发展。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次战役以后，五月来了一个猛烈的“扩红”运动，红军增加了四、五万人。把部队整编了一下，将老部队改编成大师，又成立了一些新的师团。敌人失败后，也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知道这样“长驱直进，分进合击”还是奈何我们不得。所以敌人改变战略，训练部队，加强侦察活动，训练登峰队，搞了一些山地作战的东西，成立了庐山军官训练团，总的战略叫做“堡垒政策”。第五次总“围剿”，包括政治“围剿”、经济“围剿”、心理“围剿”、文化“围剿”。不但这样对付我们，而且还这样对付他自己区域里反对他的人。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开始前，我们还有一些行动：一方面在北线继续坚持斗争；另方面又组织了东方军，打了连城附近十九路军的老虎师长区寿年这个师，接着打洋口、延平，一直打到福建水口附近，威逼福州。那时十九路军感到威胁很大，于是陈铭枢就写信给蔡廷锴说：与红军作战，若战而胜，牺牲必大；若战而不胜更不堪设想。因此他主张与我停战，联合我们反蒋，和我们讲条件。以后就搞什么生产人民党，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这时候北线敌主力蒋介石的部队正向苏区边境集结，待机进攻，于是三军团就从福建撤回来了。五军团去接应，开到顺昌后也撤回来了。这样的有利条件我们没有利用。

第五次反“围剿”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从洵口一战到团村，这是第一段。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我们由福建转回来，在洵口打了一个遭遇战，把敌人第六师十八旅消灭了，黎川敌三十六师增援以后，没有打出什么名堂。本来这一仗打胜了，照老规矩就应该把部队集结在附近，看敌人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再行动。因为我们是采取内线作战的办法，集中兵力打它一路，各个歼敌。但是没有那样办，而是想要把黎川搞过来，到白区去打硝石，想借此叫敌人撤出黎川。这时敌人战法就变了，打到一个地方就到处筑工事。十三师到资溪桥袭击了一下，敌人根本不理。总想到外线去求战，求战不得还要回来。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开脚一步就走错了。后来敌人从黎川向前推进，本来那时敌人并不是“堡垒主义，向前推进”，因为黎川到团村还有四十里路远，他们是要“逐段跃进”的。这一仗本来很好打，但是没有打好。因为只有三军团的四师、五师，五军团的十三师以及九军团的第三师和第三十四师，共五个师，兵力不足。刘伯承同志曾与李德两个人争论，刘建议一军团是否可东调，但是话未说完，李德就大发脾气。很明显，当时东边是三军团的四师和五师担任突击，十三师除一部分参加突击外，主力担任掩护，西边只有第三师担任突击，力量不雄厚。结果东面虽把敌人突垮了，西边却突击不上去。敌人在山上，我们就去攻山，战术上也有缺点，蝟集一处，队伍未展开，敌人一摔手榴弹，我们伤亡很大，最后只好撤退。这一仗不但没有打好，而且还牺牲了四师师长张锡龙、三师师长吴高群。如果当时东西两面一、三军团集中，组成两个有力的拳头，东西夹击，就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一部约三个多师消灭。以后敌人又进攻德胜关，因我军的英勇作战，终于把敌人阻止住了。

第二阶段，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非常恐慌，在北线加紧构筑碉堡，令其主力向闽北前进。先向福建进军，把苏区的北边暂时守起来。其主力沿光泽、邵武、顺昌前进，每师距离四十里。这是我们歼敌的好机会。可是我们没有出击，这是很失策的。这时教条主义者有些歪道理，他们说什么：福建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我们在山上望了两个月，蒋（光鼐）、蔡（廷锴）和我们联络，我们也不帮他们的忙，以后他们那里就发生了问题，十九路军没有几个月就完全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