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3）

第四个错误，在战略转变上迟疑不决，在实施突围时仓促出击。广昌战役后，红军在内线作战已经失去取胜的可能性，这时应坚决地实施战略退却，将红军转移到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可是博古、李德却犹豫不决，直到制定《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时才提出战略转移的问题和作出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这一计划却依然要求红军死打硬拼，以求得重大胜利。结果，又使红军消耗了大量有生力量。在实施突围时，指挥无章，行动无序，部队出动仓促，使红军的战略突围行动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部队变成掩护队，从而使整个红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红军减员到空前的程度。

紧接毛泽东之后发言的是王稼祥。他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在军事指挥上个人专断的恶劣作风。并且提议，撤销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朱德在王稼祥之后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对博古、李德军事上瞎指挥有着直接的充分的了解，因此讲话时很激动。伍修权回忆道：

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同志在发言中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5]

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李卓然等都相继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林彪没有多讲话。在会上，公开反对“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的，只有担任少共中央书记的凯丰。他反对毛泽东的意见，甚至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知了些《孙子兵法》!”并且对会议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博古虽然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但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并没有借主持会议的权力去压制别人的意见。

会上被直接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当时，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完全处在被批判的地位上。别人发言时，他一边不停地听着伍修权的翻译，一边不断地一个劲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会议过程中，他也曾发言，只不过他拒绝大家对他批评，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失势无权了，只得硬着头皮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发言。

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最后，会议作出了下列重要决定：

1．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2．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

3．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同志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根据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多数人发言中提出的意见，后来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决议全面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失败的教训，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相应的战略战术，深刻地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决议强调指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第五次反“围剿”中，在敌人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新战略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正好实现了敌人所希望达到的战略目的。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这就是当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没有适时转变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而是采取了相反的战略方针，继续与敌人拼消耗，从而造成红军的重大损失。在突围行动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决议肯定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发展惩办主义、压制不同意见等粗暴恶劣的作风，明确指出：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博古、李德“要负主要责任的”。[6]

遵义会议，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对认识尚不一致的政治问题留待以后解决。这样做适合当时多数同志的认识水平，既保证了最主要问题的解决，又维护了党内的团结。应当说，这是毛泽东的高超的斗争策略。伍修权回忆说：

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会后，曾有同志问毛泽东同志，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四年之久呢?毛泽东同志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7]

张闻天在1943年12月16日的笔记中也说：

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8]

毛泽东这种对党内斗争的正确态度和处理方法，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的会议，在这以后，中国革命开始摆脱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而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会议纠正了过去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从此开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贯彻执行。因此，这次会议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说：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9]

在遵义会议期间，黔军王家烈部集中力量向位于遵义以南刀靶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的红三军团第五师发动突然袭击，形势十分紧迫。军团长彭德怀立即离席奔向前线军团司令部指挥战斗，打退了敌军的进攻，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进行。

注：

[1]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遵义会议文献》，第112页。

[2]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遵义会议文献》，第78页。

[3]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第34页。

[4]杨尚昆：《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人民日报》，1985年8月9日。

[5]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遵义会议文献》，第117页。

[6]《遵义会议文献》，参见第3～43页。

[7]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遵义会议文献》，第120页。

[8]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第80页。

[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