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涛：从两个“复兴”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2）

旧中国留下的是副烂摊子，一穷二白，山河破碎，民生凋敝，失业、通货膨胀、灾荒等问题十分严重。我们党面临新的严峻考验，“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究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郑重宣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党紧紧依靠人民，创造性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开始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面对西方国家的军事威胁和封锁禁运，面对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施加的巨大压力，以及国内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与经济困难，党带领人民筚路蓝缕奋发图强，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取得伟大建设成就，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包括成功研制作为大国标志的“两弹一星”。但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也遇到严重曲折，耽搁了前进步伐。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带领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踏上民族复兴新征程。要缩小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就不能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套“左”的东西，不能走僵化封闭的老路，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同时，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能把改革变成“改向”、把对外开放变成搞全盘西化。在新时期之初，我们党便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思路，十三大正式将之确立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如何把握好这两个基本点的关系，做到守住底线、趋利避害，是个重大考验。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是在摸索中前进，每前行一步都很难，不时引发姓“社”姓“资”之争。废除人民公社、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莫不如此。对外开放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为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我国历经15年艰苦谈判，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不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主动、主导地位，游戏规则都是人家制定的，我们加入这个圈子，就不得不更直接地面对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占明显优势的压力，面临制约与反制约的难题。西方看中我国的庞大市场和丰富资源（包括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同时希望借此对我国实施“西化”，所以乐意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另一方面，西方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起来，不甘心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被打破，所以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实施分化战略，动辄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借台湾问题、西藏和新疆问题、所谓“人权”问题等施压，甚至进行武力恫吓和挑衅。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中美撞机事件，以及近年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故意搅局，都说明了这一点。我们遇到的突发事件还有许多，包括国内外严重政治风波，“法轮功”邪教组织聚众闹事，特大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等等。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集中凸显出来，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更加复杂严峻。而西方唯恐中国不乱，阴阳怪气地抛出“中国崩溃论”，故意抹黑中国。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30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排除一切干扰，战胜无数困难和风险挑战，经过接力探索与奋斗，成功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从而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按照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0美元为基数实现翻一番，达到人均500美元；第二步是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人均1000美元（实际为850美元）；第三步是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以15亿人口计，人均4000美元，总产值6万亿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考虑到50年的时间跨度太长，党的十六大根据十五大的规划，确立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设想届时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按14.5亿人口计，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而我国发展势头之猛超乎想象，2003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仅过3年便达到2000美元。于是十七大又作调整，改为到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达到3500美元。十八大再作调整，改为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与邓小平当初设计的第三步相比，发展明显提速，目标更加宏伟，提出的要求更高。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连续四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极大改善，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道路决定命运。饱受磨难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改变命运，其根本原因在于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民族复兴之路。走上这条路，是鸦片战争以来一代代中国人不懈探索，特别是近90多年来党和人民接力探索与奋斗的结果，是一个前后贯通、不断推进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无数仁人志士壮怀激烈，苦苦探寻民族复兴之路，但都没有成功。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维新思想家谭嗣同义愤填膺，写下“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诗句。民族复兴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党带领人民坚持走自己的路，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上民族复兴之路，这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面貌、改写了中国历史。

中国道路主张学西方先进的东西，但不是照搬，本质上是创造；有西方元素，但其核心内容是中国元素。这正是“中国特色”四字的寓意所在。影片《神鞭》有段台词说得好：“鞭剪了，神留着。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就得割。无论怎么变，也难不死咱们，什么新玩意都能玩到家。一变，还得是绝活。”用这段话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很贴切。我们党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我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情况下，我们沿着这条新路披荆斩棘高歌猛进，硬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占主导的当今世界杀出一条血路，实现了快速发展。这确实是个创造，是个奇迹。

中国道路的成功，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统天下的神话，打破了苏东剧变后西方洋洋自得的心理定势，冲击和撼动了传统的“西方中心论”。中国何以能够经济腾飞、后来居上？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2004年美国人雷默提出“北京共识”概念，以及国际社会广泛讨论“中国模式”，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与“华盛顿共识”、“西方（美国）模式”是两组不同概念，是为了区分不同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西方人提出这些概念，夹杂着不甘、不安、好奇等心态。中国崛起成为西方不愿意看到、却又不得不正视的事实。2005年，法国记者伊兹拉莱维奇出版《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在欧洲引起轰动，登上法国畅销书榜。2009年，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相继超过一些老牌西方强国（2010年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美国经济学家伯格斯滕又提出“G2”构想，将中国与美国并列。今年4月30日，世界银行公布数据，推测若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今年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是政治大国，如今又成为经济大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从未像今天这么有底气和自信，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赢得西方的关注和重视。说到底，这靠的是实力，靠的是中国道路的成功。

中国道路的成功，使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告别贫困，使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阔步迈向现代化，有力推进了世界和平与发展，并为第三世界国家打破对西方的迷信、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鲜活案例。二战之后，亚洲、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西方旧的殖民主义体系迅速瓦解，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大变化。然而，第三世界国家解决了独立问题，却迟迟不能解决发展问题，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处于劣势，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巧取豪夺的对象，以致南北差距越拉越大。有些国家（如拉美地区）受西方新自由主义蛊惑，照方抓药，结果事与愿违，搞得元气大伤。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使广大欠发达国家摆脱贫困，因此成为一道世界性难题。中国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有着相似经历，起点低、起步晚，而且人口众多、情况更加复杂、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大，却能够破解这道难题。这说明，落后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并非只能走美国式的发展道路，还有别的路可走。这使发展中国家从中受到鼓舞，获得启示。今年5月，即将卸任的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在访华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阿富汗有机会重新选择的话，一定会走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因为它行动高效，决策果断，以结果为导向，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为所有人带来积极的结果。”他还说：“阿富汗渴望发展。我们想发展教育，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些方面我们非常落后。阿富汗失去了30年的发展时间。中国模式是最好的选择。”